商君的死 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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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洁非书柜里头，有一本长篇小说——《商鞅》，无事时拿起翻看过。写得一般，缺少让人全神贯注的吸引力。我就那么翻着，准备翻几下便送它回书柜里原样躺着……快要终卷时，有一段文字却让我的目光停了下来：那时，商鞅躲避新君惠王和公子虔的追缉，仓皇在路，这日逃至一家客店——客店老翁按住他的手，坚决地说：“先生，没有路验，我们不能收留你。这是商鞅丞相制定的法律。《秦律》规定：收留没有路验的人，剁右脚。”客店老妇人不满地说：“你背《秦律》干什么？这么大冷的天，先让他吃饭吧。”客店老翁摇摇头：“吃饭？《秦律》说：给没有路验的人饭菜，砍右手。”商鞅说不出一句话，他看着客店老翁把桌上的饭菜一样一样

2、端起来，拿走了。客店老翁冷淡地说：“先生，实在对不起。您请去县衙门自首。我实在不敢收留您，别的客店也不会收留您。商鞅丞相规定过，匿奸者与奸细同罪。若留的客人是奸细，全家斩首，十家连坐。”商鞅央求地说：“那，给孩子买一点吃的，行吗？”客店老板固执地说：“不行，商鞅丞相的法律有规定，以食物资敌者和投敌叛国同罪，腰斩，杀全家。还要十家连坐，十家同罚。《秦律》规定，我们不敢不听啊。”这细节很有意思。我不知是不是作者凭空杜撰的，找出《史记》查对，见《商君列传》这样记载：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蔽一至此哉

3、。”竟真有其事，像小说！——不像历史。商鞅不姓商，姓公孙，后称商鞅，系他助秦强大后，孝公以商、於十五邑相封之故。《商君列传》初提到他时，称公孙鞅或卫鞅（卫乃其故国也），一旦得封号以后，就只肯照那封号称他“商君”。这大约是古史的体例，比如，张良被封以后《史记》也一律称“留候”，不复称本名。但不知怎么，我觉得这对商鞅似乎才特别有一种意义——可以说，在历史上“鞅”是一个无足轻重，也无关是非的人，而留下深重一笔、让人至今感受和仍不得不思考其存在的那个人，叫“商君”。直至新千年，中国仍有人把他的事迹铺排成厚厚的长篇小说，稍前。还曾有一部同题材大型话剧在舞台上付演，显见他仍有重要的“阅

4、读”价值。倘再倒转30年，上世纪70年代初的光景，商君的声誉更不得了，他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几被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记述他在孝公御前会议上舌战贵族的文字，是当时每个中小学生都要背诵的。这本长篇小说《商鞅》我虽未细读，却读懂了：它的主人公继续作为“改革家”被称颂着。那出话剧我没看过，听说也持一样的主张。借一句时髦的话来讲，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对于“改革”、“变法”，奉行一种“单边主义”态度，凡是沾着边儿的事情，似不用考虑别的道理，也不容讲别的道理，一概是对的。因此，说“改革”、“变法”代表着近代至今中国最大的观念霸权，毫不过分。这一霸权的尊荣，到“文化大革命”可谓登峰造极

5、，不单伟大领袖、革命旗手头上因此加了“绝对正确”的神圣光环，就连古人们也跟着升天的升天、发臭的发臭——比如商君、韩非子、李斯、秦始皇便沾了“变法”的光而得到法定舆论的爱戴和庇护，谁若敢对他们道个“不”字，是要被视同反革命的，而孔丘、孟轲则忽然一文不值，人人得而骂之、啐之。后来索性把王安石也立为先驱人物，就因为在列宁书里找到一句话，赞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这就合该主持《资治通鉴》编纂的司马光倒霉，偏偏做了王安石的政敌，于是立刻成为丑类。另外一个例子是韩愈和柳宗元，这两位古人原本是友，结果也被今人依那尺度硬生生拆作对立面，胡褒横贬……19世纪起中国迭遭大辱，张扬变

6、法图新之帜实属必然，但民族性格里急功近利、是非无执这两大病根却随之发作。跟欧美人以至东邻曰人比起来，中国人历史态度和文化态度的最大特点是，要么极端保守顽固，祖宗的玩意儿动不得一根指头，要么却豁达到顶点，“过去”的所有全是破烂、祸害，统统扔掉打碎方称吾意，于是咸与维新、革命无罪、造反万岁。说来也怪，中国文明垂世五千年，外表一看，谁都以为像是须眉皤然的老者形象，其实骨子里却深藏着轻躁无常的幼稚性情。“幼稚病”的起因，正是急功近利和是非无执——后者尤其要命。比如就因了“变法”这字眼让有些人觉得亲切，商君便被引为同志了，法家也俨然成为中国法制精神的一笔财富。然而古籍白纸黑字地放在那

7、儿，枉言者应该知道他们其实是在胡扯，但大家大约都觉得为着“古为今用”的利益，是非曲直不必那么在意，就算是撒谎、自瞒自欺也不足惜。这遮罩了是非的谎诳真不知有多少，以至如将它们一一恢复到真相，颇似西绪弗斯的苦役一般无有尽头，但我们也不敢放弃努力——至少，这努力的过程会使我们的心灵慢慢地习惯于信守。循此，我们先还商君一个真实。商君在历史上究竟起了怎样一种作用？他给我们的社会、文化、思想究竟留下了怎样一种遗产？这是我们在议论这位古人时真正应该回答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以往却通通被回避着——回避的办法，便是用商君的功过评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