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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汉语体式在汉译中的弊端 纵观中国近现代翻译大家的语言策略和经典译作的语言体式,它们基本上注重译入语的修饰打扮,模仿原作语言及风格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或者是根本不去考虑的问题。晚清西学翻译和小说翻译自不待言,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译品中都能找到传统语言那种垄断式占有。 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文言派迎合了士大夫和读书人的语言趣味,把翻译做得载文载道、活色生香,丝毫看不出外国语文的痕迹;包天笑、周瘦鹃、吴梼等人看到了市井阶层的阅读空间,利用民间白话、古典白话改编或者翻译西洋小说,呈现了传统小说的风情。“五四”前后追随源发语体式与
2、其时的语言革命相关,属于例外。其后一直到20世纪80[键入文字][键入文字][键入文字]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年代初期,一批翻译家和学者,如朱生豪、傅东华、张谷若、吕叔湘、傅雷、杨必、钱钟书、翁显良、许国璋、王佐良、许渊冲等吸收了中国古典语言的神韵,构造翻译中的语言体式,迎合了中国读者的语言趣味,语言流畅自然、简洁典雅、意象丰满,无生硬拗口之病,成就了经典之作,复译之标杆,其译例不断被引用,被阐释,尊为后世典范(周红民2013:116)。 翻译就在“忠实”与“背叛”这一悖论中存在着、延续着。一方面,翻译的本义要求译者“忠实”,字当句对、不增不减
3、、句法对应、风格一致;另一方面,由于汉语同其他语言有着各自的特性,以及译入语文化中的语言惯性,为了传达原作之思想、之精神,之神韵、之力量、之效果,成就一件优秀的译作,“一件自然的作品,一件完美的、纯粹的来自心灵的产品”(Lefevere2004:108)“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顾延龄1989:14)之作品,翻译又不得不“背叛”原作的语言形式和风格,似乎“越是成功的译作,其艺术越为精湛,那么它与译入语语言形式、文化就越是融合无间,译者个人的渗入成份就越重,它与原文的距离也就可能越远”(方克平1999:8)。 20世纪80[键入文字][
4、键入文字][键入文字]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年代后期,西方话语陆续引进,本土话语遭到怀疑,韦努蒂的“异化”受到热捧,赋予了中国式内涵,鲁迅的“保存洋气”得到挖掘、褒扬和拓展,翻译界开始对汉语体式予以反拨。虽然大多纳入“归化”和“异化”这一路径来探讨,但最终所涉仍可视作翻译的语言体式问题。最注目的是刘英凯那篇“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他对先前翻译中出现的“滥用四字格成语、滥用古雅词语、滥用抽象法、滥用替代法、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化”给予猛烈抨击、彻底否定。他的本意是:翻译中的这类手法无疑会遮蔽、歪曲异国情调,不利于文化引进,而所言之处无一不
5、针对中国传统语言体式,句句在理,针针见血(刘英凯1987:58-64)。翻译家郭宏安就“发挥汉语优势”之言,以“四字成语”为题,指出了它的种种弊端,“把外文内涵丰富但可能曲折婉转的句子随便裁弯取直,用四字成语来代替,难免大而无当,丧失其涵义,如果这成语有特殊的涵义或者地方色彩,还会使人发生匪夷所思的联想。”最终他旗帜鲜明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不接受” (郭宏安1998:361、363)[键入文字][键入文字][键入文字]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对待同一问题翻译家孙致礼却显得谨慎、理性。他认为“过多地使用汉语成语或四字结构是过于归化的表现,”不仅
6、会有“添油加醋”的弊病,还会有背原作的风格。“归化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上,在文化层面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同时他认为,翻译应采取“最大程度的直译,”以尽量表现出原文的“异国情调,”尽量真实地“再现原文形象化语言,”尽量“输入新的表现法”(孙致礼2001:33)。 这些态度和取向反映了对以往汉语体式的反思与反拨,对“理想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这一论断之否定。主张让翻译语言回归到它的本质,尽力接近原作的语言样态,它是保证内容真实,意义准确的前提。 二 瞿秋白曾把汉语体式按其发展进程区分为四种类型:古代文言、现代文言、旧式白话、新式白
7、话。在他看来,梁启超等人的文言是吸收了西洋东洋新术语的“现代文言”(黄曼君2007:107)[键入文字][键入文字][键入文字]精选公文范文管理资料。梁启超接受了白话文的影响,将古文变得浅近,他“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长短,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尹奇岭2011:60);瞿秋白认为“旧式白话”只是近代中国文,并不是现代中国文。 这里实际指传统小说的语言体式,如话本、拟话本、章回小说,语体风格平易通俗、自然逼真、富于动态性和地域色彩。五四以来形成的白话可以叫做“新式白话”,朱自清视为
8、一种“欧化或现代化”的语言。瞿秋白归结为“采用了许多古文文法,欧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的一种语言(陈爱中2006:97),他视为“非驴非马”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