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否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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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有西反思重庆模式：否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经过两年多的观察、思考，我觉得，产生重庆悲剧的社会基础，在中国是非常雄厚地存在着的。如果我们不对重庆现象进行深刻地反思的话，发生重庆悲剧的土壤照样还存在，不在重庆发生，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发生。一、重庆模式为什么差点就成了我出场为李庄辩护，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根本不知道重庆的水有这么深，当时只是“律师帮律师”(lawyerforlawyer)的想法。那时全国很多人“唱红”，对于重庆“打黑”，各省很多公安局，派人到重庆去学习，去向王立军取经。有的干部就直接调到了重庆，被王立军重用。有的地方还派副检察长去重庆挂职

2、学习。如果没有王立军的叛逃，及其后一系列的问题的暴露和处理，真有可能重庆模式走向全国，真的是一步之遥。我们中国的法治道路将会怎样？我们越想越后怕。为什么重庆模式差一点就成了呢？为什么诸多大学，学术重镇，都会失守，为他搞课题，为他背书，为他抽专家写那么多歌功颂德的“重庆模式”的书？为什么会这样缺免疫力？拿上几百万上千万的钱，就能为他摇旗呐喊？为什么诸多大网站，会连篇累牍地刊登他的“唱红打黑”？文革余孽和极左势力都出来公开否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线，为什么没人阻击？如果重庆模式真成了，会是怎样的情况？为什么重庆道路差点成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

3、被重庆拿来做包装的“唱红”的思想基础，“红海洋”癔症，并没有彻底消除，对文革我们并没有真正清算和反思。主流意识上，薄的做法有强大的传统依据。我们曾经学苏联的意识形态灌输、思想操纵，斯大林主义根深蒂固，文革发展到极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思考那么多年，我们的宪政思想有了一定复苏，到了90年代，很多地方回潮了，思想解放的成果被否定了。唱红的基础，并不是重庆才有的。要回到计划经济、回到纯公有制、回到思想控制和个人祟拜，这种思想基础是非常浓厚的。第二个是“打黑”的法律基础。我们的泛犯罪化立法，导致运用刑法工具整人非常容易。这一点不是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是感

4、受不到的。我们1979年《刑法》、《刑诉法》两法实施以后，经过了30年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育，我们搞了八次《刑法修正案》，现在的《刑法》罪名已经发展到450多个，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有110多个。现在要折腾一个中国企业家，非常容易。企业家人人都是待罪之身。随便找找，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主找出十几个罪名，易如反掌，随便都能找到。只要这个公安局长心术不正想搞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逃得过这个法网。市场经济初起阶段，我们有个“法律万能论”，出现一个问题，就立一个法去解决，出现一种要治理的社会问题，就立一个新的罪名。我之前就是从公安系

5、统出来的，我深深感觉到，立法万能论对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严重破坏。现在中国《刑法》的法网，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逃得过去。用公检法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是分分钟的事。而我们的宪法基础是公有制，是先天歧视私有财产的。这种刑法思想是有宪法性依据的。重庆能够这样大规模地把无辜的企业家打成黑社会，剥夺他们，判决他们重罪，甚至剥夺生命，同我们的这种宪法思想、刑法思想是渊源相承的。王立军在公安局这样搞，检察院守不住起诉关，法院把不住审判关，最高法院把不住死刑关，就这样人就会被杀掉。所以，打黑的法律基础的隐患，只有我们深层了解的法律人，才能思考到。第三个是“

6、维稳”方针。高压“维稳”，就是王立军的典型做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警察内部搞党同伐异，大清洗，高度发挥警察强权的作用。搞专案组，钳制检察院、法院、滥用劳动教养职权，不要法律原则。“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这就是一些地方极为流行的庸俗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维稳三大方针”。“露头就打”、“消灭在萌芽状态”、“花钱买平安”，是典型的维稳套路。我只要“搞定”就好了，有事就采取高压手段，用大量的警察放到街上，办案用刑讯逼供，有不老老实实的，鼓动犯人打犯人，甚至直接搞死。所以这样的维稳方针，在重庆给了王立军一个可乘之机，王立

7、军才敢这么干。刑讯逼供，私设铁山坪看守所，审讯室和羁押室不分，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没有入监记录，没有别人监督，所以可以连续吊打搞他八天八夜。龚刚模是大便小便都在裤子里，放下来到洗手间洗一下，没有衣服穿，就光着身子再拷回去。所以维稳这种思路，导致无法无天。你这里没有大事情，能把事情包住不暴露，你就是好局长。只要摆平，里面出点儿问题，都是次要的。第四，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被否定。我们30年来，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梯次发展，先富帮后富，要让多种所有制并存。但是重庆的做法，不是让穷人向富人看齐，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宣扬一种民粹主义，消灭先富

8、，实现低水平的均富。另一方面，又培植自己的新的权贵，让他们在资产转移重组中大肆捞钱。自己也中饱私囊。这就是要回到文革去，否定改革开放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