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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得失管窥有狐氏在内.《传》文之所以不见其端倪者,如《襄十四年》范宣子数姜戎氏,责外姓也;《昭公九年》记周王责晋之语,亦只当以晋联合外姓之戎暴蔑宗周为口实,自不宜言及狐氏矣.瓜州之戎中的狐氏戎因与晋同出于唐叔,春秋时又与晋有婚姻之好,故得以相亲相近.亦因此,瓜州之戎在秦穆公扩拓疆域而受到迫逐时,其他族姓亦因狐氏之化欣然接受晋惠公夷吾的诱邀附晋,受南鄙之田.其后,又多次参预晋与周王室及与其他诸侯国的摩擦或战争.此中缘由至此可涣然冰释.若追究瓜州地望,根据《询簋》和《师酉簋》的记载,西周晚期,其居地大致在王畿附近
2、,且与秦不远.随着秦的扩张,其渐向东方迁徙.如果我们根据《史记?晋世家》讨论《昭公九年》所载"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之以来"的背景,可知此时晋献公死,内有群公子,外有贤兄重耳皆在觊觎侯位,亦逃亡在外的公子夷吾不得已与秦人约:"即得人,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以此,他借秦人之力人晋即位,是为惠公.当此之际,若瓜州在敦煌,夷吾于倥偬仓促间自保不暇,安得有力罗致数千里之外的瓜州之戎,是知其不能.结论固如?119?顾氏所云:予敢断说,瓜州必不在今敦煌.若必欲指实其地,清阎若璩《四书释地?舅犯条》以为狐氏大戎之居当在山西交
3、城近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春秋时期全图》,置狐氏大戎于秦之东北,晋之西间.以今之地域而言,亦在山西汾阳,离石,交城一带.此地在秦,晋间,亦为秦人东扩之障碍.晋惠公诱其东迁,而安置于晋之南鄙,也可以算是对秦人的回报.应当说明的是,笔者于先秦史地纯属门外,不当于此置喙.只是偶然得此材料,以为或有助于进一步讨论瓜州地望及其得名之由,若不拾掇示诸学界则惧其堙没,于是编联资料信笔如此.所论或有穿凿附会,未敢以为定说,姑存此以待博雅君子是正.收稿日期2006—03—30作者涂白奎,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4、心,河南:赶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龙田】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得失管窥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期两次规模较大的改革.尽管这两次改革最终都归于失败,但却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其一,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支持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的,要想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做保障.以下试就两次改革情况做具体分析.由于北宋初期统治者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造成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分化加剧;而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必然导致国家"积贫积弱",所以到宋英宗时期已经出现了人不
5、敷出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使得北宋中期以后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政局开始动荡不安,出现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庆历年间,各地农民起义更是此起彼伏,直接影响到北宋王朝统治根基的稳定.同时外患频仍,北宋边防屡受西夏和辽朝的侵犯,而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极弱.宋太宗后期初现端倪的积贫积弱现象到庆历时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加深,迫使宋朝统治者不得不思考进行社会改革.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士大夫,为了解救严重的政治危机,先后提出了不熊光慈少变法主张.早在宋真宗咸平三年(1OOO年),王禹僻便针对时弊,上书言事,要求"改辙更张,因时立法"(李焘《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37页)他的建议当时虽未被采纳,但已代表了部分官僚士大夫的呼声.北宋中期改革的主要措施都是针对时弊而发,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在北宋中期的改革中,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涉及到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问题.首先看庆历新政对二者关系的处理.庆历新政的内容有十个方面,其中政治改革占了八个方面,经济改革占了两个方面.庆历新政是以吏治为中心的一次改革,政治改革方面的八条内容有五条都是整顿吏治的,另三条是从整顿军队,加强皇帝权威,重命令方面进行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的范围今天看来
7、是非常有限的,但新法出台后,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部分官僚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改革内容真正得到落实的很少.经济方面的两项改革,一是厚桑农,一是减徭役,而实际上也很难落实.因为减徭役是和冗兵,冗官,冗费联系在一起的,上面的问题没能解决,徭役则很难减轻.范仲淹所进行?120?的政治方面的改革,全部是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内进行的,"这是中国历来重视行政改革而忽视政体改革的一个例证"(王焱《促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制化》,《政治中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改革难以成功的根本原因;而范仲淹
8、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也不足以支持其政治改革,所以新政推行不到一年就失败了.这次变法失败一方面说明了在封建社会内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进行行政改革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只重视政治改革而忽视经济改革不仅不能成功,连最一般的收益也难以取得.这之后进行的王安石变法就吸取了庆历新政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