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与华夏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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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穷石：古史辨与《华夏边缘》背后的遗产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在不同的场景有表达自己身份的不同方式。以一个北川县青片乡的羌族青年为例，在他生活的寨子里，他“以某家的人”来表达自己；当他走出寨子与邻近地区的羌族交往的时候，往往会说“我是青片的”；到了既有羌族又有藏族和汉族生活的北川县城，他会说“我是青片的羌族”；如果这个青年到了羌族聚居的另一个县城，茂县或者汶川，他会说“我是北川的”；如果地点换到四川省省会成都，他会说“我是绵阳的羌族”，因为北川是绵阳市管辖的一个县；他到北京的话，则会说“我是四川人，羌族”。如果这个羌族青年有机会到了海外，他会说“我是中国人”。当活动空间随着寨

2、子－县城－省－全国－世界这样一个不断扩大的范围，从一个小寨子里走出来的羌族青年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最终转化成了中国人认同。这个中国人认同形成的微观过程，是王明珂先生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用来回答“什么是中国人”的一个“边缘”实例。他认为“透过对‘中国人’这个族群现象及其本质的认识，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人们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为何又有认同矛盾或认同变迁？”（王明珂，2006：1），这是他写作本书的期望。尽管《华夏边缘》的确以回答什么是中国人为主要的问题意识，但该书所引发的理论思考，远远超越此一范围。在王明珂看来，要回答什么是中国人，在中国的中心地带是找不到答案的。

3、在中心地带，我们只能找到主观建构出来的观念。只有从边缘看中心，我们才能找到合理的视角。从族群边缘入手来回答族群认同的问题，与最近几十年对族群理论的反思有关。作为台湾人，王明珂特别能了解，台湾学界的“中国人”定义，最近引起广泛争论（同上，1）。为了回应，王明珂回到历史中寻找答案。“透过本书我只是提出一个对‘过去’的新诠释，并以此理解‘当代’。若人们能将‘当代’置于历史与人类生态的深度理解中，相信也可以借此反思、调整当前各种的政策与作为，以期臻于更好的未来”（同上，258）。这是他的意图。《华夏边缘》也有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背景。这个所谓“边缘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对以往民族史研究

4、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溯源研究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王明珂认为，传统的民族溯源研究的缺陷在于，这种研究方法“基于一个对民族的基本假设”，即认为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血统、共同语言与文化特征的人群。在王明珂看来，传统的民族溯源研究，无论是考古、语言还是体质，都是从客观特征定义的民族内涵上进行探索，是一种“危险而缺乏依据”的做法（同上，43）。王明珂的这一批评，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华夏边缘》涉及对羌族认同形成的微观过程之考察，在羌族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由于他学术观点的“新”以及对溯源论的批判打击面过大，在关注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人对他的研究进行“指教”（王明珂，2006

5、：1），这可从李亦园先生为他的另一本著作《羌在汉藏之间》的序中窥见一斑，李亦园先生说：我与本书作者王明珂先生应是相隔一世代的人，我的学术研究历程是成长于1970年代以前的，所以我对‘民族’、‘族群’等概念应是属于‘客观文化特征’派的；王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是成长于1970年代以后的，所以他的‘民族’‘族群’概念明显是较偏于‘主观认同’派的。因此，朋友们与同行们，无论是与我同世代的或比我年轻一两世代的人假如看到我为王先生这本明显是解构文化特征论的《羌在汉藏之间》的著作写序，想必会为我捏一把冷汗。（王明珂，2003：序言）从李亦园先生的这段话中，我们可知，《华夏边缘》在台湾出版6

6、年后，王明珂的“民族史边缘理论”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而王明珂在台湾学界的边缘感早已有之。在一篇访谈中，他说到刚刚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时候的情况：进入史语所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史语所有甲骨金文的专家，有语言学专家，有中国历史从上古一直到明清的专家，还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我在里面就跟着大家学习、吸收，知识收获很丰富，但挫折也很大。同事们都不知道我做羌族研究有什么意义，我写的东西也一直被史语所集刊退稿。我一直跟资深同仁们解释，我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我的困难在哪里。他们好像不能理解我提出的问题，自然也帮不上忙。（王明珂、徐杰舜，2004：65）王明珂先生的学术是以羌族研究起家，

7、他的硕士论文即是《中国古代羌、姜、氐羌的研究》。到了史语所以后，他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可是他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发表，而他的同事们又不理解他的研究。为什么史语所的同事们都不知道他做羌族研究的意义？也不能理解他在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可从王明珂的学术取向与“史语所”一以贯之的宗旨来分析。史语所作为“当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研究中国历史、语言的重镇之一”（欧阳哲生，1999：50），在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史语所的背后有着一段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在清末的大变局中，中国学术也发生了大的变革。彼时，乾嘉学派受到西学的冲击，汉学所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