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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试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后世还有哪些文论家提出过类似观点?试述之。(1)出处“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论命题。《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2)内涵愤,怨愤,指作为创作动力的“怨愤”。司马迁指出“愤”是作家“意有所郁结”的情绪状态,即心理受压抑而不得伸展的状态。作家怨愤郁结,“不得通其道”,从而借创作发挥疏通,以恢复心理平衡,所以,
2、司马迁对“发愤著书”的心理机制作了较深的探索和阐发。(3)意义其一,揭示“愤”是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力;其二,以“愤”为创作动力,其作品具有较高的品质和质量;其三,“发愤著书”具有与儒家“温柔敦厚”、“中和”不同的美学品格。(4)后来文论家相似观点:韩愈:不平则鸣;欧阳修:穷而后工;李贽:不愤则不作;金圣叹:怨毒著书;……】:“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理论命题,也是古代文学争论热点研究之一,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说:“愤怒出诗人”,由孔子“诗可以怨”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从韩愈“不平则鸣”到欧阳修“诗穷而后工”之说,凡此种种,
3、使其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传统体系。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发愤著书”说的理论溯源和理论正式形成的原因。“发愤著书”说从萌芽到其形成有一个深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变化过程从先秦时代就开始了,孔子的“诗可以怨”及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提出的“发愤而抒情”等文艺理论,无不说明“发愤著书”说理论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迁与《史记》的横空出世对于“发愤著书”说理论的正式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文学理论的成熟与发展不仅受到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它的正式形成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通常与提出者本人的文化修养、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第二章探析了
4、“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发愤著书”说的理论主体在于一个“愤”字,主要讨论了在西汉武帝时期这个大时代背景下司马迁自身的“愤”产生的原因,及司马迁人生经历中愤的具体表现,由于在上一章已经分析过他整个人生历程的起起落落,大概勾勒出“愤”的产生过程,因此本章着重讨论“愤”在司马迁人生中的一些典型表现以及他的一些人生感悟,对于“愤”的这些表现上升到理论高度,探讨“愤”的理论意义。此后,从文艺心理学角度探讨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美学机制,包括著书的心理基础及内心驱动力等等。此外,第三节说明了“发愤著书”说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它与心理美学机制之
5、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第三章阐明“发愤著书”说对于后世许多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对一些诗文理论和小说理论的影响。从先秦到明清时代,“发愤著书”说的文艺理论思想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在古代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1绪论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司马迁在中国
6、古代文论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发愤著书”说。这一文艺理论学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文艺创作实践,在《诗经》中已经有所体现。...《诗经》中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的出现也反映了孔子的“诗可以怨”理论,孔子肯定了诗可以用来批评政治,表达民情,这进一步强调了诗歌的政治功能。发愤说作为文艺理论命题正式提出,可能始于屈原的“发愤抒情”说,诗人有一种忧闷愤郁之情需要宣泄和排遣,通过诗歌予以抒发,以获得心理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屈原这里,“发愤而抒情”仅仅是哀怨吟叹的经验描述,还不可能对“愤”的具体内涵作深一层的阐述。在西汉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司马迁横
7、空出世,前代关于“发愤为作”的理论经验积累使他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史官出身使他拥有足够的学识,四处出游使司马迁开拓了眼界,李陵之变使他的人生经历更加坎坷多变,在创作《史记》的实践过程中司马迁总结了自身的创作经验,司马迁第一个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发愤著书说”,正式提出这一学说理论,它揭示了社会环境、作者的生活实践与著作的关系,指出了作品批判现实与展望理想的意义,从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愤著书”说的理论主体在于一个“愤”字,“愤”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它的历史内涵和美学内涵,这些理论内涵可以使我们总结“愤”的理论价值,探讨“愤”
8、的理论意义,说明“愤”具有批判精神与教化作用,它还是文学真实性和主观抒情性的保证。从文艺心理学角度来说,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美学机制,包括著书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