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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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吴晓刚提要:本文通过分析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当代中国家庭背景对职业流动的作用,并对城乡间的制度分割给予特别的关注。研究发现,农民的代际流动率相当高,城市中的社会流动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本文认为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这一制度使得农村中从事非农职业、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子女还要继续务农;只允许农村中受过很高教育的人获得城市户口。这种状况使以往仅限于城市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严重的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的分析对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

2、、不平等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关键词:不平等 户籍制度 社会流动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是评价一个社会的机会结构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Feathermanetal.,1975;Ganzeboometal,1989;Erikson&Goldthorpe,1992)。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机会结构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如Parish,1981;Blau&Ruan,1990)。在消灭私有制以后,国家在教育和职业分配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农子弟的平等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在“文革”中表现得更为明显(Deng&T

3、reiman,1997)。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父代和子代职业地位之间的继承性被削弱,产生了相当高的代际社会流动率。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部分地支持了上述论点。白威廉(Parish,1981)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大陆去香港的移民那里搜集到的数据,报告说父母的地位对子女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虽然同其他国家一样也是正向的,但这一作用1966年以后由于“文革”的发生而显著降低了。布劳和阮丹青(Blau&Ruan,1990)通过对1986年天津的一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职业地位代际传承的程度比美国城市还要低。3本文原稿为英文。作者感谢香港研究

4、资助局对本研究项目的支持,以及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系特雷曼(DonaldJ.Treiman)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建议,同时感谢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郭茂灿为翻译本文所做的工作。38©1994-200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论文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特别是子代职业地位的获得与父代职业地位在统计上不显著相关。林南和边燕杰(Lin&Bian,1991)、林南和谢文(Lin&Xi

5、e,1988)都有类似发现。许多学者由此推论,毛泽东时代旨在提升社会平等程度的“去分层化”(de2stratification)政策是成功的(如Parish,1981)。对中国如此高的代际流动率,另外的一种解释是强调城市中工作单位在降低代际职业传承方面的关键性作用。1996年以前的中国城市中,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等各种资源都是通过单位来分配的(Walder,1992)。林南和边燕杰(Lin&Bian,1991;Bian,1994)认为,在中国城市中,工作单位而非职业才是一个人社会经济位置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地位获得的首要目标是进入

6、一个好的工作单位,而不是得到一份好职业。他们对1985年天津调查的分析表明,虽然父子职业地位之间的关系很弱且统计上不显著,但是父代工作单位对子代工作单位的获得却具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地位的代际传承,只不过形式上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一样,即,传承是通过工作单位而不是职业进行的。工作单位在城市分层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与所谓的“中国特殊主义”(Chineseexceptionalism)的说法遥相呼应。然而,为什么中国会显著缺乏职业的代际再生产,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特别是,几乎在所有国家,父子职业地

7、位之间都有一定的且并不微弱的关系(Grusky&Hauser,1984;Ganzeboometal.,1989;Treiman&Yip,1989;Erikson&Goldthorpe,1992),为什么惟独在中国,父亲的职业对儿子的职业地位获得没有作用呢?尽管相关研究已指出了工作单位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仍难以清楚地给予解释。如果真像林南和边燕杰(Lin&Bian,1991;Bian,1994)所说的那样,父亲和儿子的工作单位类型(workunittype)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同时父亲和儿子各自的工作单位类型和职业之间又都具有

8、很强的关联,那么,父亲职业地位和儿子职业地位之间应该具有正相关关系。作为代际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面,职业的代际传承和代际流动不应该被如此轻忽掉,而是需要更多更细致的研究。此外还有其他理由让我们觉得有关中国职业代际流动率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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