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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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摘要：“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关键词：“新批评”；早期译介；艾略特；瑞恰慈；文化语境？中图分类号：1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1)05-0088-04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0YBB285)；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10C1119)；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09JD052)?作者简介：张惠(1981

2、-),湖南怀化人，博士,吉首大学文学院讲师。?“新批评”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批评流派之一，也是与中国文学批评接触频繁的理论之一，从上世纪20年代起，“新批评”理论及译作传入中国，因而，“新批评”译介是中国20至4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本文以“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为研究对象，追索“新批评”在中国早期译介的契机，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并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希望能为未来的中西文化批评交流提供借鉴。一、“新批评”早期译介的契机“五四”之后，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性、包容性特点，使得知识分子文学的普遍倾向表现为兼容并包地吸

3、收西方文化的营养。西方几个世纪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成果一股脑地被翻译过来，涌进中国视野，到后来'‘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几乎无需过渡，顺理成章。这是因为，一方面，从上世纪20年代起，中国已向欧美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叶公超等，部分欧美的学者也陆续到中国执教、交流，如瑞恰慈、翟孟生、燕卜茹等；另一方面，国内的外国文学译介渐趋成熟，有影响较大的文学媒介翻译了大量英美文学的文章与书籍。这说明，中国文坛已极关注西方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新批评”是英美在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文学理论。从中国译介“新批评”的整个历史来看,“新批评”在英美的发展与“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基本是同步的。早期的译介

4、发生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是瑞恰慈和艾略特的文论翻译和介绍较为集中地进入中国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译作多是节选地发表在文学刊物上，使中国学者在观念上接触到“新批评”的基本理论，掀起了翻译研究“新批评”的第一次高潮。在20年代末，就已出现了对“新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中国的学人们并未意识到这是“新批评”,却已经有意识地建构一种科学的批评理论。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新批评”译介，主要集中在艾略特和瑞恰慈的作品上，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从传播途径来看，“新批评”这一时期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学者们的课堂讲授。集中在大学学院里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归来的学者和来华执教的外籍教师

5、，把瑞恰慈、艾略特的作品列入课堂教学。如前文所述，瑞恰慈本人和他的学生燕卜蒜在清华、北大执教多年，这对其作品引入、翻译与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除此之外，课堂讲授的学者还包括翟孟生、叶公超、吴宓、卞之琳等。第二种方式是中国学者对瑞恰慈、艾略特作品的译介。这些学者是长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叶公超、赵罗蕤、曹葆华、卞之琳、袁可嘉等。这两种方式共同促进了“新批评”在这一时期的传播。二、艾略特作品的译介关于艾略特作品的介绍，早在1927年，朱自清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20号上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翟孟生写的《纯粹的诗》的译文，提到了艾略特：提到的“纯粹的诗”这个名词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注意。[1]学界普遍认为

6、第一次出现艾略特的译作，是在1934年，应老师叶公超之约，卞之琳为《学文》杂志月刊创刊号译出“新批评”的“宣言”之作一一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这个译作被认为是最早在中国译介的艾略特诗学论文。实际上，在1933年，曹葆华在《北平晨报•学园》上译载了一系列欧美现代文论，其中就有他翻译的艾略特的《传统形态与个人才能》[2]0时间上比卞之琳的版本早一年。但是后来广为流传和采用的是卞之琳的版本。这个版本精妙恰当，被引述最多，影响较大。1937年，曹葆华在前一次翻译的基础上，再译《传统与个人才能》，后收到他的译文集《现代诗论》中。1935年20月，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第1期刊出了艾略

7、特的另一篇论文《诗的用处与批评的用处》，译者是周煦良。第二年10月，同一篇论文被赵增厚译岀，译名变为《诗的功用与批评的功用》，发表于《师大月刊》第30卷第78期。1936年10月，周煦良翻译了艾略特的论文《诗与宣传》，刊载在《新诗》第1卷第1期上；同年12月,他在《新诗》第1卷第3期上又译出了艾略特的《勃莱克论》。1937年8月，朱文振翻译了艾略特的诗歌《某女士小像》,译载在《文艺月刊》第11卷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