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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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城记》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摘要：双城记（ATaleofTwoCities）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著的描述法国大革命一部大时代长篇历史小说。自从1928年被魏易翻译介绍到中国以来，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作品中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都使中国的读者产生很大的兴趣，中国的几代学者也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以自己对这部世界名著的各自理解不断地在对其进行翻译与研究，使中国的读者能够接触不尽相同的《双城记》。一、《双城记》在中国不同时期的译本及特色。1、1928年，长期与林纾合作的翻译伙伴魏易独力将《双城记》译成中文，取名为《双城故事

2、》[1]。这是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自1859年问世以来第一次以中文的版本出现在中国。在这一版本中，基于当时的民国的时代背景，这一版本采用了文言兼白话的章回体形式。以下是《双城故事》的第一段：“吾书开场。为最佳之时代，亦为最恶之时代。为才知之时代，亦为冥顽之时代。为信仰之时代，亦为怀疑之时代。为光明之时代，亦为黑暗之时代。言其善，譬诸阳春，自兹以往，渐渐入于佳境。语其恶，犹之严冬，孀雪载途，弥望皆呈可怜之状。其时主乐观者，以为步步接近天堂，主悲观者，则谓渐渐坠落地狱。质言之，当时情形，非可以与今日相提并论。为之作史者，无论所加考语为恶为恶

3、(原文如此～引者注)，必须冠以绝对之辞，通常之形容词，不足尽其万一也。”[2]当然，翻译采用这种形式，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在民国时期，翻译国外小说采用中国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也较为普遍，这种形式使得译者和读者都很熟悉，因此也易于接受。但同时，采用章回体也有着一定的缺陷。如“不能体现原作的语言特征”[3]，这也就达不到翻译中对于“雅”的要求，无法尽可能地表达出原作中语言文字所表达的魅力。2、第二个版本是1935年由奚识之翻译的《双城记》。“奚识之在翻译时较常采用直译的方法，难免导致译文僵硬。他的译文有些措辞比较古怪，不太符合汉语习惯，无法再现原

4、文字句的形貌特征，因而也不能让读者达到与读原文相同的感受。从译本的措辞上看，奚识之翻译原作的时间应该是比较久远，相对来说当时的翻译水平有限，在译文中偶尔可见古典气息。”[4]但是基本上他的译文也能够完整的表达原文的意思。3、第三个版本是1939年由张由纪翻译的《双城记》，译本初版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在这一版本中，作者的翻译方式距文言显得遥远而更偏向于白话。第一段是这样的：“际此吉时良辰，又系凶戾恶日，是智慧的时期，却又是愚蠢的时期，是足以取信的时期，而又是难于置信的时期，这个时候，是‘光明，’亦是‘黑暗，’有春日的希冀，又有冬天的失望，我

5、们有一切，我们也没有一切，我们可以上升天堂，亦可以下临地狱——简括的说，这个时期，是很像当代的时期，因为有些好批评的作者，坚持着：这可算是一个真美善的时期，也可算是一个奸邪淫恶的时期，只要择其两者中之尤者以凭比较好了。”[5]当然，采用白话文形式进行外国著作的翻译也已很常见，这种形式更加有助于译者对于原著中事件细节的叙述以及情感的表达，同时也会使著作显得更加通俗。“缺陷是使原著的结构和意义在某些部分被破坏”[6]。4、第四个版本是许天虹在1945年译出的《双城记》，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和上海平津书店分别出版，是其在此期间的主要译作《迭更司

6、选集》的第二部。也许是许天虹个人经历的缘故，“他在翻译著作时过多地采用了欧化的句法结构，这种翻译腔造成了读者在接受上的吃力、被动局面，”[7]因此，尽管这个译本在和其它的文言白话译本的比较中符合当时读者的接受倾向，受欢迎程度要高，但也不可避免的使读者产生了拒斥感。5、第五个版本是1947年由罗稷南翻译的《双城记》。“罗稷南翻译《双城记》，并且重译，初次翻译是1947年骆驼书局出版，语言为白话文，使用了大量繁体字;1955年重译，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将该书修订重版，但较重译版本改动不多。”[8]6、第六个版本是文革结束以来对读者影响较大

7、的张玲、张扬在1989年的合作译本。中文系出身并且爱好英文的张玲更加懂得运用语言文字的魅力，使两种不同的语言在表达同一著作时能够更加的贴切、自然，并且有其夫张扬的通力合作，用时三年完成译本，使得《双城记》这一名著中狄更斯对革命与人性的深度思考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写作才华，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98、2003年又分别将其重版。7、第七个版本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992年版的宋兆霖、姚暨荣译本，此译本又在2000年重版。“这个译本在内容上更加充实，有译本序、初版序、珍贵彩色照片等，前有主要人物表，后有文学大事年表，

8、信息含量全而多。”[9]同时由于宋兆霖和姚暨荣极高的文学素养，他们翻译的版本，叙事更贴近那个年代，更符合小说的欣赏。8、第八个版本是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的孙法理译本（1999年重版）。相较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