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当以真实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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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书，当以真实示天下（全文）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3年04月25日14:56在上个世纪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饿死3600多万人，这远远高于中国人抗日死亡人数的大劫难，有谁书写在案？令史学家汗颜的是，第一个记录这一真相的不是史学家，而是新华社记者杨继绳　　历史，是人类的行程，记录这一行程的是史书。凡是有人类、有文字的地方，就有史书的存在，因为人人都有一份历史的情怀，正如赤子来到世界都渴望认识自己的母亲一样，这代代相传的社会血脉，任何风浪都打不断，冲不垮，即使国破家亡，只要有人在，史书就会延续。在世界各国中，中国将史书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成为传

2、统文化中最有权威性的学问。　　写史者在上古犹如神人，与巫觋不分，上达天庭，下传天子，替天宣讲，芸芸众生敬史如敬神。最早的史书《尚书》，是为训诰誓命之词，被商王视为治国之宝典。至圣先师孔子，最先扬名于世的是一部史书《春秋》，别看他无权无势，落魄江湖，可这部书却能使“乱臣贼子惧”，史书胜似刀把子，震撼群臣。司马光把他主持的史书定名为《资治通鉴》，号称“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明确指出，这是帝王将相的教科书。不论哪位君王有多么专权、跋扈，在史书面前都要乖乖低下头来阅读，领受史书的教诲。　　“史”是什么？本是一种职务，《说文解字》释为

3、“史，记事者也，从义持中。中，正也。”是各种事情的记录者，这一记录者可不同凡响，他必须从义持中，即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如实记录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大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事务，小至皇帝的日常起居等等，大事小事无不由史官如实记录。因此在编年、纪传、本末，这三大体裁外又创造了逐年逐月逐日记载的实录如《明实录》、《清实录》，为后代留下详细、完备的史料，这在世界上也属独一份。　　史书肩负如此重任，无异是王朝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因此自古就有灭人国，必先灭人史的训诫。　　史书何以与国家兴亡命运相共？这不得不追溯古代专制主义政体的中国特

4、色。任何王朝若想长治久安，都不能没有内部矛盾的协调机制，协调的对象主要在于抑制疯狂增长的特权势力，保障法定权利不受侵犯，以维护政局的稳定。君不见，历代王朝的改革，从商鞅、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新政，都从打击违法的豪强权贵起步。皇帝在中国虽然至高无上，但也要遵守必要的规范，对于昏君、暴.---君有所谓以天道谴君、以谏议诫君、以道义劝君等传统，虽然这是要求皇帝自律，效果有限，但毕竟是一种制约。尤其是对待士人的议政，虽是统治者也要有一定的宽容度，因此《左传》有“立谤政”的记载，《管子》有“啧室之议”，韩愈在《子产不毁乡校颂》中称赞子产对反对者持以：

5、“其所善者，吾则行之；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些都作为听取不同政见的优良政绩，受到后人的推崇。　　在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举措中，最具有制度化的是史官制。帝王虽贵为天子，但所言所行，事事都要记录在案，给后代评点、参照。这一招可厉害，中国人重生也重死，更重视身后的评价，史书之功能正如刘知几《史通》所说：“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评价的依据就是史官的记载。　　这史官就设在帝王的身边，“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论帝王是恶言还是良行，事事必录。因此有皇帝畏惧史官之例证，《古今说海.闻见杂录》记载这样一件事：

6、“(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具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扪柱斧柄撞其口，坠两齿。其人徐俯拾其齿置杯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宋太祖对诤臣何以前打而后赏？说穿了，是怕史官记录，被后人议论。近代史所民国大事记主持人，也是老干部的姜亮夫生前曾向他的朋友表示，不愿当官，就想写写历史，老报人顾执中对他的回答是，你这史官才是最大的官，毛泽东、蒋介石，都要在你的笔下点评。这真是一语中的，监督执政者自古以来就是

7、史书不言自明的功能。　　史官都是朝廷的命官，写什么不写什么，难免不受权力的干预，因此史书不乏有涂抹、粉饰之处，这才有换代修史的传统，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让后代修史，以便把权力的干预降低到最低点，即便有这样的苦心，也难免有矫饰之处，为防范这一弊端最着力的是提倡史德，史德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因统治者的意志和个人的好恶而褒贬扬弃。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对历史的见解不妨见仁见智，但保持历史事实的真相是治史者必具的道德底线。史官是被朝廷任命的官员，听命于朝廷，为君主服务，但在信仰上可以从道不从君，道在君之上，不必事事遵循

8、君主的指令，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因而对君命有所距离，为此有人不惜献身亡命，“从道不从君”这一儒家的优良传统，为史官的秉笔直书提供了道义的依据。文天祥的《正气歌》列举十多位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