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对企业进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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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摘要：文章利用1997年-2007年我国大规模“县改区”行政区划改革政策，分析了全国范围内县级区划改革对地区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级区划变更导致新企业进入数下降，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进民退”的现象。政府在进行县域区划调整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县区的异质性，避免贫富差异的加剧。中国3/vie　　关键词：行政区划;改革企业;进入倍差法　　一、引言　　我国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相关研究以局部地区的案例研究为主，鲜有在全国范围内分析县级区划调整对企业影响的实证文献。张蕾、张京祥

2、（2007）发现区划调整后政府管理职能的缺失导致进驻新区的工业开发项目衔接滞后，使企业错失发展良机。韩永辉等（2014）对撤市设区的区域经济绩效进行分析，发现区划调整虽对地级市发展有利，但对县域经济未有足够的带动效果，长此以往将挫伤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现有研究表明，晋升激励往往是地方官员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动机之一。如周伟林等（2007）�Τそ�三角洲地区2000年12月～2002年4月间发生的11个撤县设区案例进行研究，发现在现行的官员晋升体制下，地方政府辖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常被作为考核指标，使地方政

3、府倾向于选择谋求本级行政单元内的利益最大化。在此情形下，县级行政区划兼并的调整不仅意味着土地扩张和城市空间拓展，对地方政府还意味着能够瓜分县区发展资源，扩大与政绩考核相挂钩的市级财政规模。徐现祥、王贤彬（2010）的实证研究同样发现地方官员会因政绩激励做出有利于本级辖区经济指标增长的反应。但在企业层面，被调整区域的私营企业所面临的政策和经营环境或将恶化，从而造成企业经营业绩变差或绩效降低，而国有企业则不易受影响;另一方面，行政力量主导的资源整合和地方贸易保护等问题，或将提高新企业进入门槛并造成“国进民退”现象

4、发生。　　本文以1997年～2007年全国县域行政区划改革为样本，采用倍差法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揭示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的差异。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县级区划调整的制度背景，第三部分介绍了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第四部分分析了回归检验结果，第五部分是本文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制度背景　　我国的行政区划调整面临“分散式治理”（DecentralizedGovernance）和“集中式治理”（CentralizedGovernance）两种管理方式的权衡。所谓“分散式治

5、理”是指城市区域内的各城镇分散管理，由市场机制协调城市区域的发展，彼此独立，相互竞争，共同促进城市化的管理方式;“集中式治理”是指由市级政府统一规划整个城乡区域土地利用、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等方案，带动周边县区共同发展的管理方式。　　我国县级行政单位的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趋频繁，主要经历了由“集中式治理”到“分散式治理”、再到“集中式治理”的改革过程。80年代，中国城市区域发展以“集中式”为主，采用“市带县”的改革政策，依托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有限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促进城市区域资源的集中，推动县（市）工业

6、发展和城镇化进程。90年代，为促进县（市）对县域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国家采取“撤县设市”政策，城市治理采取“分散型”模式。其中，1983年～1985年新设县级市70个，1986年～1992年新设197个，1993年～1997年增设151个，直到1997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冻结县改市的审批，这股“县改市”热潮才退却。在此过程中，新设县级市与中心城区之间形成了激烈竞争，最突出的是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扩张，由于市县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土地市场，由此形成了县域脱离中心城区统筹规划重复建设等问题，城市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资源

7、配置被扭曲，城市区域的健康发展遭遇了严重阻力。　　　　1997年起，全国范围内逐渐实施了“撤县并区”、“划县并区”以及市辖区间边界调整等区划改革政策，改革范围辐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等多个地区。此类调整的初衷旨在增强城市中心城区的竞争力，加强中心城区与周边县区的有效合作。然而这类改革使原县级行政单元的独立自主权大幅削弱，原有区域资源被分割，导致县本级经济发展积极性受挫。事实上，一些地级市在加速土地扩张的同时，新建成区比例并未同步提高，相反，新划入市区的地域时常出现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和土地资源闲

8、置等问题，制约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以广东省为例，原本自身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市）如顺德、南海、惠阳等在区划调整前一直位列全国领先水平，而划入市辖区后，其自身发展资源与经济管理权限被大幅削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倒退。　　这一问题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土地财政收益最大化所引起的。当既有城市土地资源不足以支撑中心城区的扩张时，市级政府往往有将所邻近县区划入中心城区的激励。如湖州市和长兴县之间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