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及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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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及其改革1998年9月初，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谭安杰教授惠赠大作《中国企业新体制——督导机制与企业现代化》（以下简称《督导》，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督导》的确写得不错，既有理论的引介和讨论，也有经验的考究和实证；既有对现有改革问题的分析，也有对进一步改革的建议；文字简练，论证也充分，有很多值得国内学者借鉴的地方。现想藉此讨论一些有关的理论问题。一概念使用：治理结构还是督导机制在《督导》中，corporategovernance被译作“督导机制”，而国内理论界和实际工作方面则称之为（或译作）

2、“治理结构”，并得到了相当的普及和认同。严格说来，“督导机制”也许比“治理结构”更恰切，也更符合中文的含义，因而更易于理解和把握。因为，按照凯德保尔（A.Cadbury）的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所谓督导机制就是“指导和监督公司的制度和方法”，或者按照《督导》的定义，“它是一种进程和机制，其宗旨是保证公司能以及时和负责任的方式为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积极进行工作”。但是，“督导机制”这一术语看来很难为国内学界广泛接受和使用，这与制度变迁中发生的路径依赖是同一个道理。演化经济学家爱讲键盘的故事，为什么速度更快、效益更高的Maltron键盘和Dvorak键

3、盘不能取代先行使用和普及的OWERTY键盘？这可能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与此类似还有一个术语，即regulate，既可译作“管制”，也可译作“规制”，且“规制”比“管制”更恰切，但后者是从日文译过来的，而且相对较晚。因而“管理”自然被人们广泛接受，“规制”甚至被有的学者批评为用语不当和理解错误。因此，笔者仍然沿用“治理结构”而不用“督导机制”的提法。二问题界定：治理结构和产权结构产权和交易，或产权安排和市场竞争，或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关系究竟怎样？有无轻重、先后、高低之分？如果有，究竟谁先谁后，孰轻孰重，何高何低？国内外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一

4、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笔者过去也曾对此发表过评论，现在，《督导》又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督导》明确指出，国内在讨论企业改革问题时，对明晰产权问题过份重视，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谁拥有什么并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始终应该是：使企来更有效率和盈利能力，以便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作出贡献”，如果不以财富的创造为重而以财富的再分配为先，明晰产权过程的代价超过了由此而得到的收益，那么，这样的改革就会走偏方向。更何况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得产权明晰也不足以构成改善企业绩效的充分条件。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意味着明晰产权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笔

5、者以为，有几个问题应当厘清和强调：一是财产所有权并不等于企业所有权；二是明晰产权并不仅仅是界定谁有什么权利和收益，更重要的是明确谁应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三是产权明晰固然重要，但绝非一纸合约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其他制度安排协调互动的过程；四是明晰和界定产权是建立有效治理结构的前提，但并不能自动带来企业的有效治理和高效率。既然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不是一回事，按照不完全合约理论，企业所有权要用企业控制权来定义，但是，企业的产权来自于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在企业（合约）中，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并未丧失，而是发生了重组和变形。因而，初始产权仍然是要素所有

6、者进行合作建立企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不明确这一点是不恰当的，否定这一点也是不对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现代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其有关所有权束广泛的分散和割裂，一切决策必然涉及多当事人，组织中的治理方式，即指导和监督机制就更形重要。“因为督导机制比起所有权制度来，能更好地达成共识，创造有效的行为规范。财产权不是仅仅被法律和规章制度所能定义的，它必须在社会规范、习惯和制度之中运作，只有这样财产权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笔者以为，从财产权的实际运作和有效实施的意义上来讨论治理结构的重要性，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思想，值得特别强调和重视。因为，权利是要实施和运

7、用的，不能实施的权利不是权利，而是桎梏。在走向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每一个真正的进步不是写在纸上的许诺，而是每一项具体自由权利的真正实施、有效运用和切实保护。在讨论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问题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较而言，国内学者更多关注产权问题，而国外学者则更多重视治理结构问题。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国内学者之所以关注产权，是因为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国外学者之所以重视治理问题，是因为解决了产权问题并不能自动地解决治理结构问题。三本质揭示：两种模式和三个含义在《督导》中，作者把美日欧发达国家目前实施的企业治理结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外部市场为

8、基础的治理模式，简称为“外部模式”；一种是以局内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简称“内部模式”。前者流行于英美等国，也称英美模式；后者实施于日德等国，也称日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