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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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从1994年起，中国的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心环节是对企业治理和融资结构进行改革。在本文中我将集中讨论与此相关的四个问题。首先，要说明，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增加利润留成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已逐渐把相当部分的资产使用权和收入从政府转移给企业，特别是企业的经理人员。但是，党和政府还牢牢掌握控制权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即对人事的任免权。这种企业控制权的双重特征使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和俄罗斯的情况既有些类似，又有些不同。其次，我说明中国过去16年的经济改革是与储蓄和融资的两个重要转移相联系的，一是储蓄来源从政府转移到家

2、庭，二是企业融资来源从政府财政预算转移到金融部门，特别是国家银行部门。这两个转移使储蓄和融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越来越象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第三个将要讨论的是中国目前关于企业治理结构改革方面争论的不同观点。特别是，本文分析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中几种可选择的治理结构的成本与收益，尤其是象控股公司、投资公司、养老基金以及商业银行之类的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的问题。为了使银行在企业治理中发挥有利作用，首先要解决银行自身的效率问题。最后将讨论改革现有银行和建立新的商业银行的问题。一、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两点基本原因使工业改革比农村改革

3、困难得多：首先，不同于家庭耕作技术的工业技术决定了企业具有复杂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外部关联（在这种意义上，苏联农业与中国农业有不同的技术）。其次，与比较简单的农业组织的制度环境有所不同，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财税体制、金融与银行体制、投资体制、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职能等方面的配套，没有这些方面的改革，单一的企业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即使工业改革与农业改革面临类似的激励、所有制和治理方面的问题，但那些在农村有效的简单的激励方案（即以家庭为基础），不一定能在工业部门见效。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主要的两难之处在于，要不就是企业抱怨缺乏自主权，要不就

4、是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对企业失去控制并因企业不承担责任而受到损失。经济改革向经营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产使用权力，其结果是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企业经理人员比政府官员更有经营企业的技巧和信息，因而将控制权交给经理人员具有潜在的效益。另一方面，因经理人员对企业财产不具有所有权或因缺乏有效激励机制造成经理人员对经营状况不承担责任，“代理人问题”引起的国有企业治理失误（misgovernance）不但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恶化了。1.1经理人员和工人的控制及收益中国尽管不存在正式的私有化，但很大一部分控制权和收入已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转移给了经理

5、人员。这一趋向于由经理人员控制的演进过程类似于匈牙利1989年前后的情形。由于中国的经理人员绝大多数是从企业内部提拔起来的，所以更加剧了这一趋势。今天，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对企业资产的使用有相当大的斟酌决定权，同时享有大量的工资外的在职消费和其他租金。1992年的“条例”中规定经理人员的正式权力有14种，经理人员实际拥有的权利则在某些情况下多于，在某些情况下又少于所规定的这些正式权力。经理人员对资产的经营控制权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经理人员有权使用国有资产，支配由此而来的收入，但没有正式的资产处置权；其次，控制权和对收入的配置不很清晰

6、，因此经常引发权力要求的冲突。最后，事实的产权未受法律的正式承认和保护。尽管一位总经理的工资和奖金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的三倍，但他们更多地受益于工资外的消费或津贴，包括能分配到更好、更大的住房、私人用车、利用公款来吃喝、娱乐，支付国内旅游国外旅行费用等。非国有部门的飞速增长，经理人员或他们的亲朋好友常有自己的生意，这就使国有资产流入个人的腰包变得较为容易。很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经理人员用以扩大经营自主权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是对企业进行一系列的组织转型，也就是把现有企业拆散，组织“二级法人”（即附属企业）、与国内外人士组成的合资企业、有限

7、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做法也和匈牙利的“转型”或“部分转型”非常类似。两国经理人员进行这种重组的动力也很类似，都期望独立于政府之外，把呆帐与冗员负担转移到母公司身上，这样，既能抓住新的经营机会，又不失去与国家的联系及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过，在中国，这一转型过程更经常地与新的业务项目、特别是与在特区和开发区建立的新企业联系在一起。往往经过几轮的转型，经理人员就能获得对下属企业的事实上的控制权。这一过程的关键是要有一笔相对较小的启动资本，用以获得银行大量低息贷款。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经理人员的代理人问题在中国因为产权和其他制度

8、性的原因而比西方要严重得多。首先，经理人员通常不持有股票或能把其努力与企业净值联系在一起的股票期权。其次，尽管由于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产品市场竞争变得激烈了，但仍缺乏来自资本市场与经理市场的竞争。最后，也是最严重的是，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