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权证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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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湘潭大学硕士论文中国证券市场权证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研究程中并不是按照贝叶斯规律不断修正自己的预测概率，而是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权重，从而导致人们在决策和作出判断时过分看重近期事件的影响；其二是投资者会有回避损失（LossAversion）和“心理”帐户（Mentalaccounting）的偏差。即对于收益和损失，投资者更注重损失带来的不利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对于损失赋予的权重是收益的两倍，而这将造成投资者在决策时按照心理上的“盈利”和“损失”而不是实际的损失和收益，所以投资者将按照心理上的“盈利”和“损失”采取行动。其三是减少后悔推卸责任。当投资者

2、决策失误后，投资者的后悔心情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即使是同样的决策结果，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则对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方式。减少后悔的决策方式有多种，比如，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资决策；“随大流”，效仿多数投资者的投资进行投资等等。这样的行为与夏普的理性投资者决策背道而驰。行为金融学用两个代表性的模型来揭示投资者的行为：一是Barberis、Shleifer、Vishny（1996）[9]模型（简称BSV模型）。BSV模型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心理判断偏差，即选择性偏差（Representativebias）和保守性偏差（Conse

3、rvatism），选择性偏差是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保守性偏差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的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测模型。BSV模型是从这两种偏差出发解释投资的决策模型如何导致证券的市场价格变化偏离效率市场假说的。二是Daniel、Hirsheifer、Subramanyam（1998）[10]模型（简称DHS模型）。该模型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的和没信息的两类，其中有信息的投资者不存在判断偏差，有信息的投资者存在着过度自信和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过分偏爱（Selfcontributton）这两种判断偏差，而证券价格由有信息者决定。过度自信导

4、致投资者过分相信自己对股票价值判断的准确性；过分偏爱自己掌握的信息使投资者在判断股票价格时对自己掌握的信息作出过度反应，对公共信息则反应不足。DHS模型较好地解释了股票价格过度反应的问题。1.2.2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国内对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评价和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两个方面。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和评价来看，如左晓蕾和刘达锋（2003）所著的《行为金融学》[11]和薛求知等（2003）著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12]；李心丹（2002）《行为金融学—理论及中国的证据》[13]和陈收（2004）《行为金融学---理论与实证》

5、[14]等。上述著作不仅总结了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还做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和总结，推进了投资者行为研究在5湘潭大学硕士论文中国证券市场权证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研究国内的进程。从运用中国股市的投资者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来看，赵学军（2001）通过实证对“处置效应”进行分析[15]，发现投资者更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而持有亏损股票，而且这种倾向比美国更严重。李心丹等（2002）运用行为金融学理论[13]，根据某营业部7894为个人投资者在1998年9月---2001年11月的交易数据，分别对“政策依赖心理”、“过度自信”、“过度交易”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个人投资者存在上述偏差。金斌

6、武（2003）利用随机抽取某证券公司1万个投资者帐户的买卖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心理因素方面，作为价格接受者的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是状态依存的。若先前是盈利的风险厌恶程度下降，反之则增加；大户和中小户之间在投资收益、持股时间、换手率等方面有明显差异。大户收益高、持股时间长、换手率低；投资收益与投资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吴世龙等（2005）以2000年9月到2003年12月沪市A股33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应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以四种不同度量方法表示同一盈余信息所产生的“盈余惯性现象”是否存在差异，表明我国投资者对盈余信息的反应依赖于信息度量的方式。吴冲锋（2

7、001）对我国金融市场中噪声交易者与理性交易者的投机对策进行了分析。杨胜刚（2002）对我国证券市场噪声交易的主体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16]，认为中国证券市场主体的噪声交易过度问题严重，表现在机构投资者对价格的操纵，中小户的盲目跟庄。扬春鹏（2004）将投资者心理（过度自信和自我归因偏差心理）纳入到证券投资风险的度量[17]，提出了两种基于行为金融的认知风险度量方法，认为与标准的证券风险度量相比较，证券投资的认知风险度量更直观。我国的非理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股票上，对权证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尚很少。本文选择中国证券市场权证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为研究对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