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寓意识与唐代文学的漂泊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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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寓意识与唐代文学的漂泊母题【内容提要】在中晚唐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客居和旅寓已经成为中下层文人的一种生活常态，长期的旅行和漂泊，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客寓意识，这种意识丰富了他们的文学表现，深化了唐代文学的漂泊母题。正是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唐人创造出的记述行旅的诗歌既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关键词】漂泊者；客寓意识；唐代文学；漂泊母题　　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已经很难有真正的远方了：任何现代人的旅行，都可以被预约和购买，即使是观赏异国风光，也商品化了，出发前我们就知道旅行的过程，行程与住

2、宿都在安排之中，不再容易出现惊奇，这样一来，世界上就没有了真正的远方。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样，古代旅人留下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这些旅行文本记载了许多旅人的困苦旅程，似乎永无休止的旅行把他们折磨得心力交瘁，他们在心灵上也比任何一个现代旅人走得更远。透过这些古代的旅行文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焦灼的灵魂。唐代文学尤其堪称典型，其中出现了一大批值得注意的漂泊者形象，多集中在中晚唐文人创作的行旅诗中。从社会身份看，他们多数是些辛勤多年的举子和出使在外的底层官吏，人生颇不得意；从生活经历来看，几乎每个人

3、都经历了漫长而辛苦的“求名”过程。长期的旅寓生活，漂泊依人的处境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客寓意识”，这种意识成为唐代文学漂泊母题之内涵拓展与主题深化的重要前提。正是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唐人创造出的行旅诗歌既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　　　　一、旅寓生涯：唐代文人客寓意识产生的现实基础　　　　漂泊母题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母题，它以反映士人的命运为指归，最能体现士人的精神境界与品格；它又是一个与行旅直接相关的文学母题，没有长期的行旅生活，就不会有这—母题的拓展。若将唐代文人的行旅生活与先唐做一

4、比较研究，就会发现，他们有着开掘漂泊题材、深化漂泊母题的生活经历。唐以前的南北朝，政坛为世家大族所把持，寒俊文人无缘进入社会上层，诗歌创作队伍主要由中上层文人组成。六朝社会是以贵族为中心的，这种社会体制决定了当时的文学描写的主要是贵族生活，表达的也是贵族心理与感情，诗坛主要局限在京城一地，生活显得平静少变。上述因素无疑极大地妨碍了这一母题的开拓。历史进入唐代，士人的命运为之一变——李唐王朝改以科举取士，不再以门第为先，许多寒门子弟因此都依靠科举而踏入仕途。读书能得官荣亲，彻底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因而

5、各地士子无不云趋雾集于京洛，视进士为士林之极选，又以宰相为仕途之极致，寒土的进取心与名利欲被大大激发，变得空前强烈，唐末举子温宪“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的直陈，形象地道出了科举的无穷魅力。　　唐朝虽然以科举取土，但较之宋代，对待文人的政策却一点也不宽松，愈到后来，士人就愈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科举与铨选把天下士人聚拢到中央，而官员任命、迁贬流移、命使、置幕等政策，却又像一只只无形的巨手把他们遣散到四方，使之长期处于羁旅奔波之中，生活变得分外不安定。如果我们以人仕为界，将唐代文人所经历过的主要行旅

6、生活作一划分，便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多数唐文人登第之前，都曾在“家园一京城一外州”之间往返过多次，长期过着客居旅寓的生活，可以“客寓”来概括他们这段生活经历。中晚唐，进士科的声誉日高，天下士人遂群趋此途。而每岁所取进士，大多不过二三十人，名额基本固定，科举竞争趋于白热化。每年有限的名额，都要因权贵的干预，夺占相当多一部分，及第率因此更低，造成很多寒门子弟失望空归。这些举人，绝大多数来自大陆东部诸州。他们满心希望，千里迢迢西上关中求取功名，又一次次地无成而返，久而久之，“西上”与“东还”竟成了希望与

7、失落的代名词，唐人创作的“下第”诗因此剧增。此类诗中，在一般的羁旅苦况之外，又多了一层因失望带来的挫折与愤悱之感。更何况应举的往返路上，他们还得到处干谒请托，争取早日登第，这中间也交织着希望与失望，也能影响诗思。其次，千辛万苦得以人仕的士人，生活也很不安定。唐制：六品以下文武官，每一任满即自动罢任离职，集中到京师参加铨选，重新考量授官，不能继续留任。像这样的“选人”正常选举的年份每年多则万余，少则数千。可是唐自至德以后，边境大幅度内移，州县总数锐减，需要任用的官员总量剧减于前，而取得官资的有出身之人却与日俱

8、增。年年岁岁，选人总是云集京城，结果却总是十落六七。由于未能授官，生活无着落，又得流寓他乡。许多人秩满以后又像从前那样，变成贫土一个，有家难归，竟至客死异乡。再次，唐朝政府的用人政策，是典型的重内轻外，对于京职选任颇精，对于外官的任命和调动却一直比较随意，这直接影响到地方官的任期长短与在任的表现。我们看到，唐朝的地方官，在任长的三年四年，短的十月五月，即予迁改。身携百口之家，风雨兼程，奔赴任所，到任不久，又要他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