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考察桐城派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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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文化视角考察桐城派的兴起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延绵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桐城派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桐城派至此才划上句号。桐城派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桐城派以活动于康熙至嘉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主要代表。这三人均为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方苞关于古文文论基本纲领的“义法”说；刘大櫆关于“神气”、“音节”、“字

2、句”的文章要素理论；姚鼐关于“义理、考据、辞章”的古文创作论，奠定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体系。中期桐城派主要活动于晚清时期，主要代表有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黎庶昌、吴汝纶等人。这一时期的桐城派在时代变化面前，一方面承继桐城派先辈衣钵，一方面在古文理论与创作上都有所变革，一定程度跟上了时代变革的步伐。后期桐城派，即桐城派末流，主要活动于辛亥革命以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固守桐城派古文与程朱义理，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谬种”、“妖孽”。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但少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它产生的原因

3、。本文将选取狭义文化的视角，力求对桐城派的兴起作一系统的考察，并对桐城派这一文化现象兴起所依托的区域背景作一客观分析。一作为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是与政治和经济相对应的文化。狭义文化主要包括文学、教育、学术思想、艺术、社会习俗等具体的文化领域。从狭义文化的视角出发，可以相对全面而又具体地去理解一个文派的兴起。从狭义文化的角度考察，桐城派的兴起当与文学、教育、学术等具体文化领域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文学发展、学术流变与桐城派的兴起从文学角度看，唐宋古文的勃兴源于骈文末流的衰敝，清代桐城派的兴起则源于唐宋以后古文的没

4、落。古文一脉，兴盛于唐宋，至元代日渐衰落。在有明一代，则几经兴衰沉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尧峰文钞》中说：“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蔽。”[1]此观点虽显偏颇，但也大体勾勒出明代古文的发展脉络。明初，宋濂重倡韩、柳的载道之文，但作为个人的文学主张，并没有在文坛上形成多大的影响。宋濂以后的“前后七子”，却揭櫫“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旗帜，[2]认为文自西汉以下，皆不足观，唐宋古文受到了“前后七子”的排挤与轻视。虽然在复古的态度上，“前后七子”与韩、欧等人并无区别，但两者的文学理

5、论与创作态度却有很大差异。“前后七子”全然没有唐宋古文诸家“以复古为创新”的精神，他们把秦汉之文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一字一句地进行摹拟，认为文章须“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3]否则不能得古人神髓。形式上过于规模古人，成为“古典的形骸”，[4]大大削弱了文章的感染力。明代中叶，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不满于“前后七子”的一味拟古，他们推尊韩欧之文，反对盲目复古、摹拟剽窃的文风，提倡唐宋古文诸家学古创新、平易通达的传统。归有光对“前后七子”轻视韩、欧的态度甚为不满：“文章至于宋元

6、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颃颉；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5]归有光曾撰专文批驳“后七子”，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归有光：“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6]但由于唐宋派本身的文学成就不高，故影响有限。继唐宋派而起的明末公安派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不仅与机械地摹古拟古的“前后七子”针锋相对，也与唐宋派文道合一的主张迥异，具有浓厚的反道学思想。公安派强调文学应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束

7、缚，是对传统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模式的突破。但公安派末流局限于对个人感情与闲情逸致的抒发，文学成了个人感情的小摆设。纵观有明一代，韩、欧古文传统仅仅在影响有限的唐宋派笔下得以短暂的传承，“前后七子”对韩、欧古文的鄙薄，公安派对载道文学的轻视，使韩、欧古文在有明一代难以立足。但古文精当简明、文道结合的特点，使它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文虽屡有沉寂，但总能重新走向兴盛。正如朱仕绣所说：“盖自周以降，二千年间，文章每降益衰，然其间辄有振起之者。故文衰於六朝，韩愈振之。降而五代，欧阳修振之。及

8、其后又衰，姚燧振之。明文何、李、王李之伪，王慎中、归有光振之。若今之为遵岩、震川者，盖不知何人也？”[7]明清易代，亡国的教训使遗民作家一改明末浪漫颓废的文风，走向简洁崇实，这就为古文的复兴提供了契机。汪琬、魏禧、侯方域为清初古文三大家，三人行文皆宗唐宋韩、欧古文传统。虽然三人并未提出系统的古文理论，明遗民的特有身份也使他们的文学思想难以在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三人确为古文在有清一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