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达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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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达与读者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

2、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

3、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

4、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Ifuch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vivefloyeyes,Foritesfromtheestica

5、tingmethod）和以美国翻译论家Laethod）。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是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在强势文化中较多采用这种方法。比如埃兹拉·庞德（EzraPound）的翻译理论中注重强调译者的创造。他最有影响的译作《中国》（Catchy，1915）不能严格的当作翻译作品来看待，因为译文中没能充分的传达中国的文化。蒲伯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也大胆采用了归化的手法，应用了英国读者所熟悉的英雄双韵体，和18世纪英诗中常见的词汇。译文中归化的现象很多，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有弄巧成拙之嫌。鉴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必要的语序

6、上的归化是很必要的。比如：HistoryonModernAmericanLiterature就要作必要的归化而译为“美国现代文学史”；同样中国俗语“情人眼中出西施”英译时就要调整语序以符合西语习俗，译成“Beautyisintheeyeofthebeholder.”与归化相比，在中国当代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对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如上句中，“西施”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词（culturalitem）就被异化了。再如，英语中很多植物，尤其是花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如：金盏花虽然美丽却象征痛苦与

7、悲哀。茉莉花在中国象征纯洁，入梦则没特别的指意，而在英国却象征一段浪漫的恋爱将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的归化将彻底遗失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只好采用上，重视读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在他的修辞三要素中就包括了听众，即：翻译工作中的读者。然而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原文的翻译做出不同的要求。精英读者（即：对原作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了解较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内涵的较专业读者）对文化阐释的要求很低，不经处理的文化知识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而普通读者则会对译者的文化传达的处理提出较高的要求。王宁老师在97年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倡翻译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局限，走进人民大

8、众，实现后启蒙，使中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这无疑是倡议翻译的读者群要以普通人为中心，走出精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