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应对特大型城市风险挑战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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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育应对特大型城市风险挑战的社会资本赵延东、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社会资本”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理论之一，它把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结构、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形象地比喻为一种可以给个人或群体带来收益的“资本”，具体又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大流派。“微观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概念有紧密联系，社会网络指的是以行动者（可以是个人或组织）为“节点”、以他们之问的社会互动联系为“连线”共同构成的一种网络状的社会结构。社会学家们发现，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有助于人们获得信息、知识、工作机会和社会支持等。上世纪

2、90年代以来，群体中表现为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特征的宏观社会资本的作用备受讨论，这些特征被认为有助于减少人们合作的交易成本，提升集体行动的能力和水平．，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内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在风险应对和灾害治理中的作用，更成为近年来风险和灾害研究的一个新兴话题。风险和灾害对社会制度的正常运作带来了挑战和破坏，在正式社会制度受到灾害影响而暂时“缺位”时，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恰好可以发挥其独特作用。在许多灾害发生后，灾区并不会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受灾者会以家族、邻里或社区网络为单位重新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共渡难关。人们在灾害前形成的互信关系和社会规范也使

3、得人们更有效地参与灾害应对和灾后恢复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即使在风险和灾害的挑战下，社会生活仍能有序运转。而中国素有强调人伦社会关系的文化传统，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风险管理和灾害救济体系也面临着转型和重建的问题，这些都使得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成为风险治理的重要资源。社会网络在风险和灾害治理中的重要作用1．社会网络成员往往是风险和灾害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救援者。重大灾害发生后，对幸存者的搜救治疗是头等大事。由于外部的专业救援者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到达灾害现场，真正及时有效的救援往往要依赖受灾群众的自救、

4、互救，这时社会网络就显示出其重要性。笔者在汶川地震灾区开展的一系列调查显示，那些在5·12地震时被困于废墟的受灾者中，绝大多数（占总数的94%）是被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邻居解救出来的，由外部救援人员（如救援队、解放军、志愿者等）解救的受困者只占极少数。2．社会网络可以在风险和灾害发生前后起到加快信息传递的功能。高效的信息传递是灾害治理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害发生前，预警信息的传播可以有效地减少灾害损失；灾害发生后，政府和外部救灾者需要及时了解灾区群众的需求信息，受灾群众也迫切希望了解灾情以及救灾政策等，社会网络方便信息流动的功能正好可以在此大展身手。汶川地震发生后，社会

5、网络是受灾者最常用的三种信息渠道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电视”和“基层干部”。3．社会网络可以对受灾者提供物质和心理上的支持。重大灾害后，受灾者往往会蒙受重大的物质损失和心理创伤，急需各种社会支持。受灾者自身的社会网络是灾后社会支持的重要提供者之一。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有22%的受灾群众将社会网络成员列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提供者，其重要性仅次于政府；而到了2011年，选择社会网络为最重要支持者的比例升至35%，其作用已超过政府支持而跃居第一。那些拥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网络，以及那些社会网络中亲属关系比重更高的受灾居民，更可能保持较好的精神健康状况。其印证了其他灾害研究者的

6、结论，即社会网络可能为受灾者提供精神支持，帮助其释放压力，摆脱心理问题的困扰。风险和灾害治理需要公众参与、规范和信任1．公众参与可以充分动员各方面力量加入风险与灾害治理。现代风险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决定了风险应对必须动员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各方面力量。与此同时，重大灾害也有推动公众参与的作用。比如，参与汶川灾后重建公益性活动的受灾群众的比例，从2008年的16%上升到2009年的43%。但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灾害治理的能力还相对较弱，2008年灾区由NGO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仅占总数的4%。2．社会规范有助于协调人们在灾害应对和灾后恢复中的行动。人们或

7、许对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当地受灾民众表现出的镇定、自律、互助、合作精神记忆犹新。如果人们在灾前已经形成有利于合作与利他的行为规范，则他们在受灾后会更有效地团结合作、共同应对灾害。不仅如此，人们在面临灾害挑战时，也更容易就共同的义务和规范达成共识。汶川地震后，受灾居民的利他意识和公益精神较灾前就有明显提升。3．社会信任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提升集体行动的能力。信任是宏观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社会制度之一，其功能在于减少社会复杂性，使人们更好的合作。从近年来围绕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可以看出，如果人们对社会制度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