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型城市人口“流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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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大型城市人口“流动”的风险吴瑞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战略研究所吴瑞君工作室领军人物中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以“乡一城迁移”为主导，具有规模大、增长性、流动性强等特点。学界通常认为，流动人口的风险在于流动性过大，导致管理和服务难以奏效；人口流动的风险在于无序流动造成人口过度向特大型城市集聚，引发“大城市病”等。笔者认为，人口流动本身不是问题，流动人口也不能与风险人群完全划等号。流动人口的风险在于，单向流动过程中市民化程度不足，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人口流动引致的风险则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人口流动的趋势规律缺乏科学认知，政府风险治理模式

2、不当或应对不力，以及对治理本身蕴含的风险估计不足。城市化过程中特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长中国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特大型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已接近零增长，上海人口自然增长则已连续20年负增长，人口增长主要源自迁移流动，城市化是特大型城市人口增长的强大驱动力。根据诺瑟姆的城市化进程S形曲线理论，当一国城市化水平达到20%～30%后，城市化进程加快，一直持续到70%以后才会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大型城市人口增长的动力之所以如此强劲，主要缘于改革开放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统计数据显示，1978～201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从17.9%升至53.7%，年均递增一个百分点，由此激发了数亿人口

3、的乡一城大流动。《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已达2.45亿人，也即全国超过总人口1/6的人口处于流动状态，其中，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估计在1.8亿人左右。若按目前的城市化增长速度，我国城镇化率预计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30年将进一步达到66%左右。这意味着未来仍将有1.5亿的农民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在人口流动大潮中，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成为最强有力的人口引力中心。以上海为例，2000年常住人口达1640万人，比1978年净增536万人，年均增长率1.82%；2010年常住人口达2302万人，比2000年增加694万人，年均增长率

4、达3.24%；2014年常住人口达2450万人，其中外来流动人口占四成。上海已成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国际性大都市。综观全球，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大都市的人口发展也都符合城市化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人口的激增过程无不伴随着国家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国际经验显示：在国家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大都市往往吸引更多的人口集聚；大都市的人口集聚过程通常会延续到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60%～70%的后期阶段才会趋缓。在上海，如果我们取65%作为临界标志，2013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3.7%，正处于中期阶段。按照目前城市化年均1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达到这个临界值需要10～15年。换言之，在

5、国家城市化强劲推力和地区发展强大引力的共同作用下，上海人口快增趋势将会延续到2030年前后。而根据随机预测，上海常住人口总量的中位预测值2030年将达到2970万人，2040年将进一步升至3070万人，之后平缓下降至2050年的3000万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非永久性的人口流动，在国外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通常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但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人口和经济社会现象。特大型城市人口流动的潜在风险事实上，特大型城市人口流动性过大与不足问题同时并存。我们不仅要关注国内人口流动，也要充分关注境外人口流动，以及严控城市人口总量可能导致的风险问题。1．人口流动性过大与不足同时

6、并存的风险（1）流动人口规模过大及流动性过强对大城市发展的威胁。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的常住人口中，外来常住人口占比已接近40%，其中农民工接近八成。流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经常处于居无定所、工作与生活变动快速的状态，这意味着流动人口工作的极不稳定性、收入与生活的不稳定性，是一个生活风险很高的社会群体，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或当地社会。外来人口在重大节假日前后大进大出，给城市管理形成了重大冲击；而流动人口总量快速增长，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带来对不同群体社会生活的挤压，特别是对社会中下层居民利益造成挤压，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冲突与

7、社会冲突。（2）“流而不动”：流动性不足引发过度集聚的风险。外来人口进入特大型城市后“流而不动”，在局部地区和某些行业大量集聚，类似地震后的“堰塞湖”，只进不出，风险也不断累积。2014年国家卫计委动态监测结果显示：上海流动人口从事的行业以私营企业、制造业为主，其中，制造业中20～39岁的年轻流动人口超过半数。外来人口大量集聚在某一行业、某一产业，由此造成对外来劳动力的过强依赖，也极易引发群体性的劳资矛盾。与此同时，特大型城市人口郊区化和居住分化引发社会阶层结构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