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危机与哲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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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的危机与哲学的开端——论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时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彼此已经完全分道扬镳。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自三十年代中期以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对我们时代的类似批评，并藉此对这个充满了深度遗忘（VergessenhEit）的时代提出了诊断，在胡塞尔那里，这种遗忘乃是对生活世界（Lebensnese）的分析、即通过发现最初的开端和对它的特性分析来促进诊断。根据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理解，远在思想的古希腊开端就已经准备好了此种对于生活世界的或者对于存在的遗忘，同时也就在这种处境中，出现了胡塞尔称之为哲学和科学的创建（Erstiftung）。因此，一种关于开

2、端处境的历史灾病谱系的分析方法就得以毛遂自荐——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引人注目的是两位思想家一致将其称之为“思义”（Besinnung）。根据胡塞尔发表于1936年的危机－论文，今天对于生活世界的遗忘其所以形成，乃是因为近代科学为那些关于生活世界中的事件的原初现象披上了一件观念的外衣（Ideenkleid，《胡塞尔全集》第6卷，51），这恰恰就遮蔽了那些原初的现象。这件外衣是通过一种精神功能来织成的，胡塞尔将这种精神功能称作观念化（Idealisierung）。在论述危机的论文中的著名的伽利略章节中，它似乎表明，观念化过程最初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而开始，不过1993年初

3、次发表的有关危机的遗稿却表明，在胡塞尔看来，一种属于古希腊开端的初级阶段观念化要先行于近代科学的观念化过程。我希望能通过这个报告来支持这样一个见解，即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有关遗忘的论点虽然是独立地相继产生的，不过它们在内容上是相互一致的、是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相互补充的。首先，我将试图从胡塞尔出发，澄清源自观念化过程的当代危机处境。随后我想表明，可以借助于海德格尔关于古希腊开端的诠释来赢获一种比胡塞尔所做的更深的对观念化的理解。报告的结论应该能够示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当今时代之诊断的贡献具有哪些强点和弱点。首先要作出阐明的是，应当如何来理解“观念化”。胡塞尔用这个词想要标识的

4、东西，是在日常生活实践的对照中表明自身的。我们在自己的行为举止中可以与生活世界中的所有事件（Vorkommnisse）发生联系，这些事件根据那些在文化与个体方面各不相同的类型（Typen）来排列。那些就一个事件而言的类型特征能够如此地显现在生活世界的实践中，以至于似乎有一个最优值（Optimum）被达及；不过我们也可能会产生与此相反的印象。我们在我们对生活世界事件的印象中会如此这般地动摇不定，其前提就在于，在我们的整个行为举止中有一种对最优值的趋向在起作用。对此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某些对象的制作（Herstellung），在其中包含着某种对完美的追求。（参看《胡塞尔全集》第6

5、卷，23）如果一个被制作出来的“圆桌”表明出一种属性，即它使得那些对此对象而言的类型化特征——例如桌面的圆形——完整地显现出来，那么制作这类家具的一个木工便会对此感到满意。制作的实践便在这个最优值中实现了自身。如果我们继续逗留于这个关于桌面的例子中，那么可以说：只要这个桌面能够在生活世界的实践中以一种栩栩如生的直观方式——符合于桌子的类型——显现为它应当所是的东西，也就是说圆形，在这个桌面那里所达到的便是最优值。在一个生活世界的实践的最优值倾向之实现中就包含着这样的直观性。不过这里还包含着第二个东西（Zes），一个伸展到无限之中的最优化过程的极限值。如此理解的最优值仅仅是

6、某种被思考出来的东西，而就这个概念的胡塞尔含义来说，它就是指：某种观念的东西（etl;；men）——一种胡塞尔晚期的表达（《胡塞尔全集》第6卷，115，141，nm.1，213，466）——，才使得对生活世界的遗忘成为可能：在直观性以内可以获得的最优值与通过观念化而所获得的最优值相比就显得是弱的，因为它被后者无限地逾越了（übertroffen）。而当在生活实践中两种最优值作为同类对象出现时，就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弱的正常的最优值被强的观念化的最优值从生活世界的意识中排挤（verdrä；ngt）出去。以此种方式，观念化的产品就成为自明性，作为观念外衣，它们反过来

7、又蒙蔽（überdecken）和遮掩（verdecken）了原初的生活世界自明性。或许胡塞尔在观念化问题上所考虑的主要是科学领域中的精神操作。但是，在观念化过程中所织入的现代“观念外衣”蒙蔽了所有生活世界的领域，其中也包括胡塞尔在探讨观念化时没有明确作为观念化领域而提到的生活世界领域。一个基本的领域便是伦常（Ethos），即对共同生活的习惯的、正常的规范。康德通过以下方式揭示了现代伦常意识的一个基本特征，即：他引入了对“合乎义务的行为”（Pflichtgemä；ß；emHandeln）和“出于义务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