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中美汇率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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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美汇率之争解析1.1中美汇率之争的背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总量的持续扩大，汇率问题就逐渐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不断以“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导致中美贸易中美方出现大量赤字”为名，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实施浮动汇率制度，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中国政府则坚持根据既定目标循序渐进且自主地推行市场化取向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其实美国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起已经初见端倪。早在1994年,美国国会就曾企图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目的是阻止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积累了对美国大量的贸易顺差,于是在2003年2005年间,美国国会再次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挑起争端,指责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是造成美国对中国大量贸易逆差的原因。此后,我国央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比价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自此,我国开启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时代。自此次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已累计高达近22%,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却未见明显缓解。随着2007年8月美国爆发次级债危机并迅速演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争锋不断升级，以至于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最敏感话题之一。对此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决策的战略考量是相当复杂和周密的。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咄咄逼人策略的真正原因，是美国人认为人民币“被人为的”低估从而造成了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和国内就业岗位被中国挤掉。人民币汇率在中美关系中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和演变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1.2中美汇率之争的深层原因分析目前，中美汇率交锋的分歧在于人民币币值的确定上，面对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宣称，中国人为地将其货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在低水平，使得出口商品更廉价并使中国在全球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由于中国拒绝了要求其重估货币的呼声，并宣称任何向其施压的努力都将适得其反，进而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因此，以下将从五个角度剖析中美汇率交锋的深层原因： 第一，政治选票说。美国两大党派出现前所未有的分歧，新近通过的美国医疗改革投票过程中，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投赞成票，美国的政界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和谐。面对压力，汇率问题成为美国政府唯一可以凝聚共识的话题。具体而言：一方面，美国国内目前失业率高达9.2%，一两年内恐怕都难以有大幅度的回落。在2010年年底，美国国会改选时，奥巴马政府利用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增加出口为幌子，以中国“罪人”转移国民视线与不满，来期提升民望与民主党的选票；另一方面，为了迫使中国在节能、减排等其它领域让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一直致力于在全球推行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致力于打开新兴市场的大门，为美国的新能源技术铺路，同时又达到遏制新兴市场发展的目的。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抛出千亿美元援助的口头支票，试图迫使中国做出自主减排的承诺，结果受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坚决抵制。美国发现直接交锋无法获利，因而采取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曲线救国”策略。第二，贸易争端说。美国企图把国内矛盾转嫁到外部，就选择了中国对美贸易长期出现顺差这一借口。尤其是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1月27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再度强调出口的重要性，并提出未来5年使美国出口翻番的时候，就注定了未来中美贸易冲突将会进一步加剧。而事实上，美国现在的贸易赤字并非是简单的双边贸易赤字，而是多边贸易赤字，过去几年美国和全球90多个国家都存在贸易赤字的问题，中国只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是由多个因素造成的，如果仅仅进行汇率双边调整，这种贸易失衡问题不仅根本无法得到解决，而且有可能会使中国的情况更为糟糕。因为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事实上，中国也并不是有意寻求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造成中国高外汇储备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需要的高科技产品与技术，美国实行封锁、禁售。换言之，中国是有钱，也想花钱，但美国不卖给中国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是苦于有钱花不出去，才被迫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形成了超过4.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美国放宽限制，愿意向中国出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自然可以缓解中美贸易逆差，并相应增加美国的就业。第三，国家战略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经济关系从来都不局限于经济视角。美国为了稳固其在全球金融与产业分工领域的霸主地位，继续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经常交替运用金融与贸易手段来打压主要竞争对手的现实挑战。全球对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竞争策略运用到极致的国家，无疑非美国莫属。“五力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力量是不会轻易接受新竞争者与自己平起平坐的（见图1）。 日美同盟的战略关系层级要远远高于中国，但历史上，美国就曾经利用汇率无声击垮过有能力挑战其经济霸权的对手。1980年代初，日本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1985年9月，美国、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逼迫日本达成干预日元汇率的协议，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贬值，史称《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贸易顺差演变成“资产负载表型衰退”，日本进入了“失去的十年”。图1全球金融业版图中的“五力模型”就现在的美国而言，日益强大与自信的中国还将持续对美贸易顺差，并坐拥美国第一债权大国地位，而中国似乎也有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势。这对美国而言，由此带来的挑战与威胁相比于当年的日本似乎更大。因此，中美汇率交锋，表面理由是贸易不平衡，实质是两国金融战略的博弈。人民币虽然距资本和金融账户完全自由可兑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锐不可当的人民币国际化势头着实刺痛了美国的神经，美国的战略意图就是要打压这种势头。因此，美国对人民币施压只是其针对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实施的整体攻击的一个侧面。因此，汇率问题根本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一旦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因为人民币汇率被“绑架”而失去在金融贸易和制造业领域“补课”的机会，不仅无法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更有可能错过追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时间窗口”，进而失去成为世界一流经济与金融强国的基础性条件。第四，债务稀释说。正当人们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苦寻对策之际，另一场“美国制造”的潜在大麻烦———债务危机已成为悬在世界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截至2007年10月1日，美国审计署披露美国政府长期债务达52.7万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全世界的GDP总量最近40年来，美国政府有35年 出现预算赤字。美国老百姓也习惯了寅吃卯粮，以透支度日，2005年和2006年，美国家庭整体上入不敷出，储蓄率是负值。2007年，美国储蓄率在1%左右徘徊。美国个人储蓄水平仅占经济总量的2%。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贸易账户就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事实上，最令人担忧的还是这些数字的未来发展方向。如果算上奥巴马政府这两年为拯救次贷危机而推出的数千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及2010年3月23日通过的美国全民医疗保险无疑都使美国债务继续飙升。然而，负债累累的美国仍然可以自己开动印钞机还债，进而使全世界泛滥着无以计数的美元。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因于美元的霸权地位，它是美国的法宝，是它的超级战略性武器，是合众国财富之源泉。美元霸权事实上就是美国霸权。尼克松的财政部长曾坦承“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却是你们（指世界各国）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便再无任何的担保抵押保证，变成了纯信用货币，美国可以任意滥发美元了。从此美元便“绑架”了全世界，美国以美元霸权为手段实现了其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战略目标，从此“利益美国独享，风险全球共担”，也才有今天“美国危机、全球买单”这一最大的不公平、不公正。不过，预算赤字、储蓄赤字和贸易赤字不仅正在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影响其政治稳定，而且也正演变为国际金融格局中最不稳定的“定时炸弹”。中国目前拥有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听任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让美元在“滑梯”上继续下滑，这将稀释美国债务，并成为美国变相赖债的手段之一。第五，利益集团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汇率进行考察，可以将人民币升值分为两个层次的博弈：在国内层次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围绕汇率问题展开博弈，他们之间相互竞争与妥协；在国际层次上，不同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围绕汇率问题展开博弈，其动机更多是维护、巩固和改变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的结构性安排。从国内层面来看，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利益多元化的国家，对人民币升值诉求自然不是同一种声音，但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局部都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体利益，某些企业对短期收益的追求是合理的（如一些进口原材料企业希望人民币升值），但决不会自然成为国家制定战略的基础。中国政府必须顾全中国最大的利益。就目前而言，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整体利益仍是弊大于利。从国际层面来看，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其利益也是多元化的。因为现在很多美国跨国大公司都将生产环节设在中国，依赖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如果美国通过议案向中国征收高关税，这些举动都将为中国从美国公司进口飞机和铁路机车等增加新的障碍，进而对美国公司自身造成沉重打击。从维护美国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充分的证据表明， 频频指责别国操纵汇率并不断施压强迫别国改变币值的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这个唯狭隘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至上的霸权国家，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资格对别国的汇率及相关政策进行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因为正是在美联储的操纵下，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狂贬逾40%。2001年后，美元相对其它主要储备货币又持续贬值超过30%。相应地，2001年到2006年，美国对外总负债虽然增加3.856万亿美元，但净负债却减少1990亿美元，即净赚资本收益4.055万亿美元，其中，操纵美元贬值贡献8920亿美元，压迫别国货币升值、制造资产价格变动净赚3.163万亿美元。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谷，但美元在全球外汇市场却逆势飞扬，表现出强劲的“升值”态势。美国的汇率政策可谓是“予取予夺、随心所欲”，需要贬值时，就立即操纵贬值；需要升值时，就立即操纵升值。1.3中美汇率之争的过程回顾中美两国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汇率分歧，其幕后推手主要是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Manufactures，NAM）和美国国会。首先，自2002年12月以来，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在操控人民币汇率：中国由于国内消费严重不足，通过严重低估人民币，造成了中国在外贸出口方面的巨大优势，使得中国长期在美国贸易中维持巨额顺差，并且令大量制造产业和加工贸易离开美国，导致美国产业工人失业以及美国产品向中国出口不畅、长期滞销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商业团体称，人民币被低估40%之多，并声称这是导致美国2009年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达2268亿美元，以及美国工厂数以万计的人失业的罪魁祸首。因而最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正是美国的本土制造业，他们代表着美国失去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利益集团，而其中最大的游说集团当属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其次，2003年，纽约州民主党议员舒默（Schumer）向参议院提交的《关于与中国就人民币低估和货币操纵的谈判不成功时授权采取适当行动》的立法案轰动一时，声称如果中国不调整人民币汇率，美国将对中国商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2003年至2004年，美国第108届国会又提出了6个主要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提案，这些议案普遍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15%-40%，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压迫人民币升值，否则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2005年，格雷厄姆（Graham）加入舒默阵营，使得《舒默议案》真正开始发挥威力。4月，舒默和格雷厄姆联手推动表决，参议院决定不搁置“舒默议案”。随后，这项议案更名为《舒默—格雷厄姆议案》。2010年3月16日，舒默在华盛顿再度抛出议案，格雷厄姆率14位参议员，并联合130多名众议员力推法案， 并再次声称要以惩罚性关税来制裁操纵人民币汇率的中国。为了协调中美在汇率问题上的分歧，彼此积极磋商，形成了很多双边对话机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2006年9月20日中美共同启动的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EconomicDialogue，SED）机制。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从对话创设伊始一直是常设性的议题，同时也是双方最为关注，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自2009年初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对攻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美方炒作———中方博弈———美方再发难”的过程。第一阶段：改弦更张。中美人民币汇率上的对攻战在第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无疑是美国财长盖特纳上任前后，公然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但此举引发了美国上下的不解，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和议员都认为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全球失衡”，而是美元政策的失当。美中都遭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两国利益休戚与共，“寻找替罪羊”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盖特纳修正了自己的立场，但需要指出的是，最大的因素倒不是美国改变了在人民币汇率上的立场，只是觉得当时的时机不对，尤其是美国仍处在深度危机之中，迫切需要其他国家的资金。换言之，在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与中国挑起贸易战是“危险的”行为。第二阶段，攻守易势。中美人民币汇率博弈第二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无疑是2009年7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人民币汇率出人意料地未成为焦点议题。在历届中美经济对话中，商谈人民币汇率不是新闻，搁置人民币汇率倒是新闻。在这轮博弈中，美国未紧抓人民币汇率不放，一个原因是在危机时期，美方需要中方的合作；另一个原因是中方采取了积极态度要求美国必须确保中国在美大量资产的安全性。在美国财政赤字屡创新高的情况下，这自然也是对话的一个焦点话题。此外，中国一系列的外交攻势，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提出以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替代美元后，奥巴马政府迅速做出回应，强调美元的基本面仍是强健的，没有确立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必要性。第三阶段，全面发难。人民币汇率问题在沉寂了半年多时间后，到2010年年初，该议题却又突然发酵，美国朝野各方在人民币问题上全面施压，大有人民币不升值美国就不善罢甘休之势。美国认为现在的中国以人为方式操纵人民币汇率的“事实”，与上世纪80年代日美汇率争端相比，情况更严重、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究其根源，主要是美国从来没有放弃人民币汇率这个施压筹码，盖特纳财长之所以要淡化其之前的决策，不过当时是非常时期，美国在很多事务上都有求于中国，其对华政策不得不有所软化，但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等综合原因，人民币汇率自然又成为他们施压的手段与工具。然而，在中国商务部官员去美国华盛顿磋商，以及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 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后，中美汇率博弈的热度开始降温。由此可见，美国打汇率牌并不一定是要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给美国带不来多大好处，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失业问题，美国打“汇率牌”更多是为了要价。美国威胁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意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因此，中国决不能将汇率和其他问题混在一起，否则，即使中国做出巨大的妥协让步也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而美国却可以在任何时候都能拿人民币汇率来说事。1.4中美汇率之争的影响假如美国在将来又开始炒作人民币汇率，并执意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中国必然会采取对抗措施，美中之间将上演报复与反报复的大戏。其实，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就如同玩火：一方面，美国需要中国不断购买其国债使其经济得以维持；另一方面，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可能会引发一场全面贸易战。即使双方将其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诉讼，不管最终是美国获胜还是中国获胜，对两国而言都是零和博弈，而这在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的背景下，对世界贸易体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第一，对中国的影响。首先，对美出口占中国对外贸易的将近20%，以最坏的情况算，美国方面对中国商品强行施加惩罚性关税将导致对美出口基本停顿，那么中国2010年出口下降20%———这和2009年全年的出口下降一样。但2009年出口下降20%并没有影响中国完成GDP“保八”的目标；其次，2009年“保八”任务的顺利完成，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自身实行了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是国内刺激政策对经济增长带动的幅度，而非完全依赖对美出口。第二，对美国的影响。首先，如果中国产品被提价，那么美国人只能付高价购买中国产品或转而寻找其他产品，由于中国产品覆盖面非常广，这意味着美国人买什么东西都可能支付更高成本，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将加大；其次，与中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州经济将遭受打击，而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出口中超过一半的利润由美资等跨国公司享有。美国商会2009年3月发布的《2009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400多家美资公司在2008年总体营业情况较好，74%实现盈利，91%选择继续扩大在华业务规模，只有2%取消了在华投资项目。如果中国出口下降，美国企业的利益将首当其冲；最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有购买力，如果中国进行报复，奥巴马政府未来5年的出口倍增战略将会大打折扣。因此，一旦中美因汇率问题交恶，中国会有损失，但未必负担不起；美国会有些收益，但未必大得过损失。第三，对外围的影响。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它虽然有轻微抱怨， 认为中国为了刺激出口正采取行动压低人民币币值，但基于对华贸易赤字虽然不断扩大，但并没有面临美国那样庞大的贸易赤字规模，同时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也没有像美国和中国一样充满了地缘政治关系。因此，他们不愿以任何冒险的方式使货币问题升级，从而破坏更为广泛的双边关系。如果中美贸易保护战爆发，欧洲将有可能替代美国成为中国日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国。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将有可能部分取代“中国制造”，抢占原本由中国占领的美国生活消费品市场。但可以想象的是，在国际产业链日趋复杂和分工日益细化的情况下，人为缺少了13亿中国人参与的国际贸易注定是成本高昂、而且也是难以持续的。 2.中国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措施2.1　掌握话语权由于人民币汇率这一问题是中美双方的一种博弈，因此我们要牢牢抓住信息的发布权，通过各种方式向全世界说明我们的理由。美国之所以想让人民币升值，其主要理由无非是中国故意追求对美贸易顺差，通过控制汇率导致中美贸易失衡。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官方、媒体等向全世界表示，美国的这种观点本身就是错的。因为即使人民币升值，也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及其国内经济失衡。美国更应该从其自身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找原因，而不要指责其他国家。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更多的讲理，才会使更多的人了解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本质，中国才会在国际上得到更多的支持与帮助。2.2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稳定人民币汇率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更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一种货币特别是一种主要货币的不稳定，会引起全球经济突然的高扩张或大衰退，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稳定。虽然人民币现在还是不可兑换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进出口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必然会影响到中国进出口，进而影响到世界经济的稳定。统计显示，在２００９年世界经济负增长的特殊年度，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高达５０％。人民币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保持稳定，带动了对外贸易的逐渐向好，中国经济率先回升向好，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出成效。如在目前情况下出现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趋势，不仅将直接冲击刚刚复苏的中国出口，影响企业向海外投资，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而且会导致大量国际“热钱”和国内流动资金涌入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中国金融市场将出现剧烈波动，世界经济将再次陷入危机。2.3　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抑制人民币升值压力对于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存款利率可以适当降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央行不约而同地实行降息，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也有过连续４次降息，其中降息幅度高达１０８个基点。但是针对目前情况，我国利率还有下降的空间。如果人民币利率可以下降到美联储利率水平以下的某一点，使美元的收益率高于人民币，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就相应的会减少。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可以通过发行一定数额的中央银行票据， 并采取将央行现有的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等措施，对冲由外汇储备继续增加而给货币政策造成的压力。另外，还可以通过完善金融业法律法规，使我国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允许某些合格的国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资本市场，这样，不仅可减缓国内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压力，而且可为我国有序开放资本市场积累经验。对于财政政策，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特别是优化结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其具体构成措施应包括：扩大内需和低碳经济两项。2.4　完善我国汇率管理机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平稳实施，充分说明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符合我国汇率改革的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但由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一个动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启动汇率改革只是第一步，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结构经常变动，经济不断发展而外汇市场又还不完善的国家来说，有必要采取相关措施来保证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在我国采用“灵活的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制度的同时，应当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要求，理顺外汇市场关系，改善汇率变动机制，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人民币汇率管理。2.4.1防范热钱大量流入及流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外来资本持续大量流入，无实际贸易背景的投机资金（俗称“热钱”）也随之流入。根据对2004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的分析，我国外汇储备增加量大大超过我国贸易顺差与外商直接投资及外汇投资收益之和，这表明确实有“热钱”流入。由于外贸及外资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差异较大且错误与遗漏的项目过大，难以准确地估计“热钱”流入的数量，粗略估算约为400-800亿美元。尽管2008年可能因金融危机而可能有少量“热钱”流出，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较好，故今后“热钱”流入仍会持续不断。“热钱”的净流入会加大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增强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制约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到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还会增加对外资产价格和汇率变动的风险，为此必须加强对“热钱” 跨境流动的监管，防范其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冲击。要警惕境内外母子公司以关联交易或虚假合同以及加大预收款数额等手段向我国汇入资金，要警惕个人项下外汇资金的大量汇入（由于在个人项下的统计不分居民和非居民、投资和贸易，很容易隐藏着投机资金），要警惕在直接投资项下存在名不副实、借款过度、房地产炒作、渗透收藏品市场等不正常现象，要坚决取缔作为游资进出的秘密通道地下钱庄，严禁内资企业通过黑市买卖外汇。2.4.2防范游资对我国汇市的投机性攻击当名义汇率长期偏离均衡汇率时，会形成货币升值或贬值预期，而本国利率与他国利率形成的利差收益以及本国较高的资本溢价又会加强这一预期，容易引诱游资进行投机性攻击，这就会导致汇率的急剧波动，迫使货币当局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放出外币或本币。在投机性资本能够驾驭数万亿美元“热钱”的今天，完全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外汇储备消耗贻尽或产生恶性通胀，迫使政府放弃汇率目标区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因此政府承诺的硬目标区在开始时应保持较窄幅度，而当汇率进入软目标区后要提高警惕，及时采取对策。2.4.3维护政府对目标区的承诺信誉汇率政策信誉是公众对政府不会为了追求由于放弃汇率政策承诺而产生的短期利益，从而偏离汇率目标的信任程度。汇率政策的良好信誉对政府稳定政策目标的实现是有利的，特别是在采用汇率目标区制度时，只有公众充分信任政府的硬目标区承诺时，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政府应当非常慎重地确定并宣布硬目标区的承诺，让公众相信货币当局在硬目标区内不会采取任何干预汇率的措施，从而能更好地利用市场力量形成的“蜜月效应”来维持汇率目标区的稳定。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为了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大势所趋。由于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这就更需要我国学者深入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问题，为最终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可兑换提供决策支持。笔者建议对“灵活的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制度”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一是理论综述及国内外研究现状；二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历史变迁及存在的问题；三是人民币汇率实证分析及汇率失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四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目标及基本原则；五是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管理机制与人民币均衡汇率测算方法；六是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管理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七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其它配套政策与建议；八是后续的研究方向。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适当时机实现从参考一篮子到灵活的汇率目标区的转换。2.5日美两国汇率之争的启示美国挟1985年签署的不那么光彩的“广场协议”(PlazaAccord)逼日本让日元升值后，一系列事件陆续发生并最终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从而陷入了长时间的经济停滞。日本政府为了依附美国，在汇率政策上无奈选择了妥协让步，却没有料到为政治利益付出了如此惨重的经济代价。那么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从深层次上讲，人民币汇率之争实质上是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博弈的反应，也是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中美两国的真实影响其实无法准确估计，但对中国政府来讲，日本“广场协议”带来的沉痛教训无疑是一本良好的教材;而对美国政府来讲，即使签署新的“广场协议”，美国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取得成功，因为今天的中国不是以前的日本，如今的中美经贸关系对美国国内的深入影响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日美经贸关系。因此，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概括来说即:“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俱损。”日本以往的教训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特别担心的。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的几点教训和结论是:1.尖锐的贸易冲突导致美国向日本施压、要求日元升值，而日本政府做出的应对并不恰当，日元升值的时间选得太晚，而且具体时机不对。而如今，来自美国的压力也在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在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仍然肆虐的世界，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很难容得下一个贸易大国长期维持固定汇率制。2.人民币早升值比晚升值好，这样可以在人民币缓慢升值的同时鼓励国内出口企业逐步摆脱对低成本制造模式的过度依赖，从而避免像当年日本在签署“广场协议”后那样，迫使本国出口企业遭受一场“汇率冲击”。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中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日元面临长期的升值趋势。面对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本货币当局寄希望于拖延汇率升值，给市场留下日元迟早要升值的预期，而为了缓解这种升值预期给货币当局带来的压力，同时也迫于贸易逆差国(美国)的政治压力，日本政府最终采取了汇率升值，与此同时为了减少日元升值压力并刺激经济，日本政府还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利率的不断走低不仅使日本陷入了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而且也吹大了经济泡沫，为以后的危机埋下了祸根。如今，中国政府为了不犯日本的错误，需在中美贸易冲突远未发展到当年美日那般严峻程度时就开启人民币汇率的重估进程，这能使中国避免陷入日本当年那样的窘境。 3.要坚持使人民币小幅度、渐进式升值，逐步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快速式升值不仅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会超过中国经济的消化能力，给宏观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如果中国政府在美国施压后再做让步，使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加速升值，则实为不明智之举，因为从日本和过去的经验看，升值速度过快只会给热钱的流入释放出更强烈的讯号。由于美国近年来不断下调利率，热钱炒作人民币的成本不断下降，这将会诱导更多热钱流入进行炒作。因此，中国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坚持小幅度、渐进式的原则，而国内企业也应采取措施来应对外汇风险。4.避免出现类似“广场协议”那样的大幅度汇率调整极为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签订类似“广场协议”式的国际性文件。因为应国外压力而产生的被迫的变动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此，要让汇率始终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当然，汇率不仅仅是经济可承受性问题，也是政治可承受性问题，在这方面，要在战略上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立场给予足够的重视。总而言之，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改革方面，可从日本过去三四十年的汇率政策方面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小的经济体，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增强，中国需要在全球金融和经济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与此同时，伴随着适度的金融体制改革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