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的家族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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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究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的家族伦理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的家族伦理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的家族伦理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血缘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同西汉分封同姓诸侯国所造成的中央势弱的“形势”有关，另一方面根源于以“亲亲”与“义”为根基的家族伦理，后者维系着姻亲家族间的支持，从而为西汉帝室与外戚之间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可以一窥西汉政治中“家”与“国”的同构性。　　关键词：以亲受爵家族伦理家国同构　　：杭苏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本摘要：随着先秦封建宗法的衰败，秦汉帝国建立了皇帝制度。与之相随的，是西汉外戚势力的极大發展。从这一

2、现象出發，本文试图探寻出一条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新思路。基于对“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等史料中外戚受爵人数及方式，外戚为官者人数等的统计分析，并结合具体历史文献，本文认为，西汉外戚通过“以亲受爵”的方式广泛地占有社会身份等级中的上层地位，并占有三公九卿、“大司马***将军”等官职中相对大的比重。影响着整个西汉政治的發展。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同西汉分封同姓诸侯国所造成的中央势弱的“形势”有关，另一方面根源于以“亲亲”与“义”为根基的家族伦理，后者维系着姻亲家族间的支持，从而为西汉帝室与外戚之间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可以一窥西汉政治中“家”与“国”的同构性。

3、　　关键词：以亲受爵家族伦理家国同构　　：杭苏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的写作缘起于“中西传统比较研究”课程，黄春高、周飞舟、李猛三位老师的讲授与讨论为文章思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导师佟新老师的讨论也让笔者获益匪浅。该文初稿曾在“婚与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研讨会（北京大学，2011）、黑格尔读书小组讨论会（北京，2011）、社会理论工作坊暨文化社会学圆桌会议（上海大学，2012）上宣读，得到参会学者（特别是渠敬东、舒炜、林鹄、孙秀林、傅春晖、谭明智等）的点评与倡议，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一、理由的提出　　秦汉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伴随着周王朝宗法封建制的式微

4、与崩溃，秦汉间，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即皇帝制得以创建并稳固地發展。学界对此有许多论述，比如：谷川道雄（2004：64）指出，殷周与秦汉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世界”，“封建制一变为中央集权制，贵族制一变为官僚制”，是“血缘主义向实力主义倾斜”；西龥定生（2004：38）认为“秦汉帝国之形成，是克服了氏族制束缚而出现君主专制”；杜正胜（1990：358、371）则通过对秦代情况的考察揭示出一个“有别于（周代）封建阶级的”、建立在“严格的军功授爵”基础上的“编户齐民的社会”。上述论断虽然各有偏重，但都注意到先秦建立在血缘亲属纽带之上的封建宗法制度（氏族制）的解体，以及血缘亲属纽带作用微弱的郡

5、县专制体制的出现。对秦汉郡县制、官僚制、皇帝制度的讨论是传统制度史研究的重点，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有别于封建宗法制的专制集权社会。但是，面对一些学者过于强调秦汉社会中郡县制、官僚制等治理技术的發展，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秦汉之变后的社会、政治中的血缘亲属纽带真的如这些学者所说是完全“解纽”了吗？　　秦合并六国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废封建、立郡县”，为其“人身支配型”专制统治奠定了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将以往的“血缘政治”转化为一种针对各郡县的直接制约与严格的法吏管理。这似乎意味着血缘亲属纽带的完全“解纽”。但是，事实上，汉代虽有“承秦制”的一面，可血缘亲属关系还是在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

6、的家族伦理论文资料由.zbjy.提供,地址.其政治体制中有进一步的發展。在先秦政治中，血缘亲属纽带主要表现为两大制度：宗法制与同姓不婚制。与之类似，汉代的血缘亲属关系一方面表现为郡国并行体制（本宗之亲），另一方面表现为西汉外戚势力的發展（姻亲）。这二者的关系在于：分封同姓诸侯国往往使这些本宗之亲远离京师，难以进入西汉政治的核心；相应地，作为姻亲的外戚势力则在西汉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特别是中央政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作为皇帝的血缘亲属，外戚进入西汉政治的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其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它反应了西汉社会和政治什么样的特点？这是下文尝试回答的关键理由。进一步说，如果血缘亲属

7、纽带依然留存于西汉政治中的话，即意味着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室与作为其亲属的诸“家”之间仍存在以传统家族伦理为基础的彼此交往与联系。因而，外戚理由实际上关涉到另一个更大的理由：一个建立在传统家族伦理本位基础上的国家具有怎样的“家一国”关系？即帝室的家族伦理秩序与以帝室为中心的国家政治秩序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二、秦汉之变与血缘亲属纽带之续存　　有关秦汉之变后血缘亲属纽带是否续存的理由，虽然大多数史学家给出的是否定答案，但一些日本学者却从豪族、共同体等社会层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