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诏令》中“孝”伦理思想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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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汉诏令》中“孝”伦理思想的梳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诏令是最高统治者即皇帝颁发的命令，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伦理、文化、军事、外交政策等诸多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帝国的诏令不仅仅是那个时期的重要史料，而且对于研究王朝兴衰、制度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矛盾、社会矛盾、伦理文化与价值取向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清人云：两汉诏令，最为近古，虙等采辑详备，亦博雅可观;诏令之美，无过汉唐;《两汉诏令》虽取之於三史',然汇而聚之，以资循览，亦足以观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之遗.[1]495愚观西汉所制诏令特点鲜明：内容文实相兼，行文典雅而凝重，气韵温润而浑厚，足为后世之

2、典范。凡考，《西汉诏令》为宋时吴郡林虙德祖编。采括志传，参之本纪，以示信安程俱致道。　　俱以世次先后各为一卷，差比岁月，纂而成书，且为之序[2]133.《东汉诏令》十一卷宗正寺主簿鄞楼昉旸叔编。大抵用林氏旧体，自为之序。[2]133由此可知，《西汉诏令》与《东汉诏令》原为两书，各自为卷。宋室南渡后，楼昉依林虙之体，编《东汉诏令》以续之，并在嘉定十五年（1222）作《自序》。　　至此，《西汉诏令》与《东汉诏令》编合为一书，题曰《两汉诏令》，而各附原《序》於后。其首又载洪咨夔所作《两汉诏令总论》一篇[1]495.也就是说，南宋之末，两书珠联璧合，合而为一，始成《两汉

3、诏令》。时至清代，清朝官方编纂《四库全书》时，从之。又考，《西汉诏令》成书于北宋之末（1109年），成书不久即付之版刻。其证据是《西汉诏令》目录后有大观三年（1109年）程俱、林虙、蒋瑎三篇序言和林氏的发刊识语。林虙所辑《西汉诏令》，凡涉诏令内容均直引《史记》与《汉书》，收录西汉高祖至平帝，凡十一帝与一后（吕后）所颁诏令凡计四百一章（即401道诏令），以世次先后编成十二卷。该书是一部收录完备、编次讲究的西汉诏令总集，同时也是古代诏令编纂史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循历史之维，探儒术之用。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汉诏令》[3]中孝伦理思想的梳理，以探寻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在西汉

4、政治中所凸显的伦理理性、伦理范式与价值向度。　　一、孝思想在政治中的确立　　秦亡汉兴，孝治初立。汉初，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更好地建设新政权的需要，上至皇帝下至学者都对秦朝的成败得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与总结，前有陆贾与刘邦的十二论,后有贾谊的过秦论.在反思历史经验教训中，儒家的孝悌仁义思想受到广泛的重视。当然，孝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还反映在皇帝本人对孝伦理观念的认同与推崇。史载刘邦当上皇帝后，于高祖六年五月颁《尊太上皇诏》，此《诏》可谓是汉朝确立孝治为其政治伦理理念的重要标志。继而，在家国同构的政治间架下，孝的理论边界被突破，逐渐由家庭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与政治领

5、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1.反思秦弊.面对秦时不施仁义而最终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陆贾向刘邦进呈的十二论,大谈仁义的重要性，他说：圣人怀仁仗义，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4]　　可以说，陆贾的新语为刘邦接受儒家仁义孝悌提供了理论依据。客观地讲，法家的政治哲学对处于战时状态中的秦国而言，有助其迅速实现政治层面的从无序到有序之变，有助其迅速实现经济层面的从穷困到富裕之变，有助其迅速实现战争层面的从无力到勇猛之变。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法家的严刑峻法之弊、急功近利之弊与仁义不施之弊。贾谊曾以《过秦论》细

6、数秦之利弊，在他看来：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5]　　由是观之，贾谊以仁义不施画龙点睛式地概括出了秦亡的症结，凡此在某种程度上为儒家伦理之于西汉政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了基于历史经验的精辟论证。其实，司马迁对秦的短暂宿命与严刑峻法的弊端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思。例如他在《史记》中云：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6]2236司马迁更是借商君之口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6]2236-2237又如，《史记》记载：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

7、非，其极惨礉少恩[6]2156;李斯更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6]2563凡引可见，法家之法使人噤若寒蝉，即便是曾贵为立法者，有时也难免其害；法家用刑之深，不仅扭曲了人性而且淹没了人情，更疏离了正常的人伦关系与社会交往。　　2.确立孝治.秦亡汉兴，孝治初立。随着孝伦理观念进入到政治，原本冰冷而血腥的政治似乎多了几丝温情。这其间或许是因为政治的需要，但也是伦理亲情之于政治层面的一种彰显。很显然，孝在西汉政治中的确立与皇帝们对孝伦理观念的认同与推崇是分不开的；孝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还反映在皇帝本人对孝伦理观念的认同与推崇，例如刘邦当上皇帝后，将其父封为太上皇。史载，高

8、祖六年五月颁《尊太上皇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