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生态环境与社会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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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之际生态环境与社会治乱摘要：明清之际社会的治与乱无疑一同孕育于当时的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之中。一定程度上讲，区域生态的恶化是明末社会大乱的原始动力，各地区复杂的生态地理又为其蔓延构筑了天然的屏障。然而，区域生态资源的严重缺陷，无力支撑长期的战争消耗，因此时至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事实上也是生态演变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区域生态一度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动乱过后广大地区却走上生态“原始化”的漫长历程，与此同时的则是“人居环境”的极度衰退。关键词：明清之际；社会治乱；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战争中图分类号：K90文献标识

2、码：A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5-0084-06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治乱交替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以往史学界对其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过大量细致的研宄，但生态环境及其变迁通常被当做背景或原因一笔带过。近年来，虽然明清环境史研宄日渐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但就目前的成果来看，主要着眼于经济开发、移民垦荒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考察，并且观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明清时期的过度开垦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破坏。除清初“虎患”研究略有所涉外，已有的环境史论著对明清之际百余年间生态环境与社会治乱变迁之间

3、的关联常避而不谈。本文不揣浅陋对此专门探讨，以就教于大家。一、“穷山恶水出刁民”：社会大变乱的生态基础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虽然包含极强的贬义色彩，但却鲜明地刻画出生态地理环境与地方社会治乱之间密切的关联。从生态史的角度看，与其说它暗含着特定的价值判断，不如说是这些区域呈现出的一种生态现象。如是观之，明清之际社会秩序大变乱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为厚重、原始的生态力量呢?首先，陕北地处农牧区交界带，生态极为脆弱，人口承载力与抗灾力都相对低下。而这一地区却是明朝北方的边防重地，驻有近百万守边兵丁及其家属。因此

4、，它成为当时社会大变乱的策源地是有其必然性的。就生态环境而言，明末陕北沿边一带“四望黄沙，不产五谷”，“有今岁开种而明年即抛荒者，有歇种此段而复新开别段者”。又如榆林镇，“无平皋沃壤以滋封殖，无广陌通都以便灌输”，“镇城百余里之内，一望沙漠，不生五谷”。“其间称为腆田，岁堪耕牧者十之二三耳，且天时难必，水利不兴，雨或致愆期，则束手无从效力”。毗邻陕北的大同府屯田也是“水冲沙压，碱薄不堪者多有之”，以及与陕北一河之隔的保德州“山坡陡地，抑且暖迟霜早，一年一熟，犹有不能告成者，至远山谷，十年九荒，遇丰岁计亩所获，不

5、过一二斗”。由此可以看出此地生态环境恶劣的状况。这一带不仅风高土燥，物产最薄，而且流沙肆虐，大有吞没沿边诸城之势。万历末期涂宗浚在奏疏中说：“万历二年以来……榆林等堡，芹河等处大沙比墙高一丈，埋没墩院者长二万三十八丈三尺；响水等堡，防胡等处比墙高七八尺，壅淤墩院者长八千四百六十八丈七尺；榆林威武等堡，樱桃梁等处比墙高五六尺及与墙平，阔厚不等，长四千四百二十六丈五尺，通共沙长三万二千九百三十三丈。”这些都现实地描绘了明清之际陕北地区“从来多盗”的生态基础。时至崇祯初，陕北一带更是连年大旱，社会秩序随同生态环境彻底

6、恶化。崇祯四年，三边总督杨鹤奏报道：“臣秋防出塞，亲见延、西一带极目黄沙，比之中、东二路更苦。从前历过月饷实是缺欠四年，地本不毛，一物不产，频年亢旱，粟贵如珠，欲其不作贼不可得也”。是年，延绥巡抚洪承畴也上奏日：“延镇东西边长一千二百里，南至延安八百里，外则套部仅距一墙，内则黄沙弥望，一毛不产，夙称穷荒绝塞大荒已历三载，群盗纷起，冲边营堡与临边州县饥寒彻骨，所在思变”。可以说，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于陕北，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长期恶化、人地矛盾日趋紧张以及灾害突至的必然性结果。其次，明清之际社会动乱的迅速蔓延与升级，

7、不仅是义军因应明朝的军事围剿而做出的反抗，实际上他们也是为地区生态压力所迫。陕北恶劣的生态条件、残破的经济环境根本无力承载成千上万饥寒交迫的兵丁。三边总督杨鹤在崇祯四年（1631年）的上疏中就指出：“臣一入延安之界闻延北州县有寸土不耕者矣延安光景已与西安大别，延北光景又与延南别。贼皆流转延南，死不肯归延北。”至崇祯十六（1643年）年，有难民也称“贼不得汴，必南走楚，盖荆襄鱼米之地，南北咽喉，是天下一都会也”。事实也验证了他这一预言，李自成是在攻陷襄阳后才向陕西开进的。可见，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于生态最为脆弱、经

8、济最为落后的延北，随之向生态、经济条件都较好的陕南、山西、河南、四川、湖广等地区蔓延，实属一种生态反应。事实上，这种生存性的转移又构筑出明末农民起义后期另外一幅生态环境与社会秩序的图景，即生态、经济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反而社会秩序相对安宁。崇祯二年（1629年），行人马懋才在上疏中就指出了这一现象：“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