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汉代书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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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说汉代书法教育摘要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地道的审美艺术,它不仅具备了人类艺术所共同拥有的基本的美学品质,而且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以及和文化情怀紧紧相扣,研宄书法教育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汉代书法教育作为转折点具有很高的研宄价值,为现代书法教育如何从汉代书法教育中吸取营养,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传承和德育功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汉代书法教育书学中图分类号:G65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5)20-0002-02古代书法教育大致可从官学中的书法教育、家传、师授这三个方面去探讨。而官学中的书法教育是历史正统、时代主流,我们有必要对其有大致的了

2、解、归纳。一、童蒙教育与字书汉时学童自小接受识字和书写教育。东汉王充《论衡?自记篇》记叙自己童年的学习经历:“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可见当时的童蒙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学,当时教育儿童识字和书写的学习场所称为“学馆”“书馆”“书舍”“蒙学”“小学”等,遍布全国的乡村闾里,教师称“书师”,学生学习的目的是识字和书写,使用的教材则是通行的“字书”,如《仓颉篇》《急就篇》等,这些字书又称为“史篇”“篇章”。第二阶段则是在识读书写能力学成之后,辞师离开书馆,进入乡聚庠序,从师学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

3、经典。成年之后若进一步深造,则可进郡国学、太学,或受学于经师大儒自立的“精舍”“精庐”等私学。学童识字和书写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所以“或以书丑得鞭”,老师抄写的字书,就是他们临学的字帖或范本。近代以来出土的汉代简牍中,就有一些以隶书抄写的《仓颉篇》《急就篇》等字书的简牍,字迹端庄严谨,点画不苟,完全没有一般简牍常有的率直与急就。当时学童习字,往往是写在“鑛”上。鑛是在一根木条上削出三面、四面甚至六面、八面,每一面都能写字,唐颜师古注《急就篇》:“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觚上写了字之后,可以用书刀刮掉墨迹重写,或者用幡布将字迹擦掉重写,因此,觚能反复书写,是学童习字的适用工具。童蒙识字所

4、用的课本,在周宣王时有太史史籀作《史籀篇》,是用大篆体写成,在秦代则有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为小篆体,到西汉初期的文、景以后,闾里书师把《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篇合而为一,断60字为一章,凡55章,分为上、中、下三篇,共3300字,中有重复的字,仍称为《仓颉篇》。西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仿《凡将篇》作《急就篇》,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介绍自然界事物和日用器物名称;三为“文学理法”,介绍政治典章制度以及民俗伦理道德等。文章体裁多以七言为主,也有少量的三言、四言字句这些字句均合辙押韵,琅琅

5、上口,易于背诵,因此《急就篇》很快就风行全国,成为通行的童蒙字书,直到南北朝时期还被使用,《急就篇》完成了它作为蒙学教材的历史使命。现在我们能看到传为三国时吴书法家皇象写本的《急就篇》拓本,字体为章草,但发掘出土的汉代简牍中的《急就篇》写本,都是端整的隶书体。汉代字书尚有其他几种,但以《仓颉篇》《急就篇》最为流行。汉代的皇帝、诸王子以及贵族官宦子女,从小都要读字书,学识字和书写。在《汉书》《后汉书》中的人物传记中往往有“善史书”的记载。如《汉书》卷九《元帝纪》:“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寸节度,穷极幼妙。”《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六岁能史

6、书,十二通《诗》《论语》。”可见,“史书”之“史”,本指古代的字书《史籀篇》,汉时则泛指字书。当时儿童由摹写字书开始学习书写,因此“能史书”是指学童文字书写端正,再进一步,“善史书”即是指善书法了。《后汉书》卷十四《齐武王?附北海靖王兴》记北海靖王刘睦:“能瞩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时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刘睦由于“善史书”,而成为当时人模仿学习的“楷则”,所作草书尺牍被汉明帝收藏,由此可见汉代对书法学习的热衷。二、汉代的高等学府__太学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始立太学,在此之前,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多原因,对学校教育并不重视,西汉早期,黄老

7、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及至武帝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在思想领域开始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为了切实贯彻这一政策,当时即迫切需要培养地主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因此,在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多次建议下,武帝于元朔五年诏置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同时在长安修筑校舍,标志着太学的正式建立,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第一所官办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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