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学人的隐去与回归 著译者言

学术史:学人的隐去与回归 著译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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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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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史:学人的隐去与回归著译者言在近年的中国,“学术史”颇有些异军突起的感觉。不过,这恐怕是一个不那么“与国际接轨”的现象。我们最希望“接轨”的“国际”,正类我们曾特别想要“进入”的“世界”,其实是以所谓“西方”为主导的。在那个“国际”或“世界”里,不论是在史学偏重政治的时代,还是“文化转向”后的今天,学术史从来都不那么受重视。四百年前,培根就感觉到西方缺乏能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storyoflearning)。到二十世纪初鲁滨孙(J.H.Robinson)写《新史学》时,他发现培根所期盼的学术思想史仍未出现。在

2、此后的近百年中,学术史在西方始终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亲近思想的学术史  在培根倡言几十年后,中国的黄宗羲写出了《明儒学案》。梁启超以为,“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这个见解常被引用,其实是个创新的说法。从《庄子》的《天下》篇到《荀子》的《非十二子》,中国人很早就关注着不同学术、思想的派别及其渊源流变,并逐渐通过书籍的发展来体现学术派别的衍变(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再后来,章学诚以“校雠学”来概括表述这样一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取向。熟悉这一学术理路者,想必不能同意梁启超关于“学术史”始于《明儒学

3、案》的创见。  实际上,“学案”所重的是宗传,即学术的家派和谱系,并不是“史”。编撰者在梳理家派谱系时,或许也会求同存异,却不那么重视培根所关注的不同学派之间的动态“对峙”(oppositions),更不重视鲁滨孙所关心的学说与社会的互动。  而梁启超自己论“学术思想”时,也向来看重其社会影响。昔年他在《新民丛报》连载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就有读者来信,说屈原“《天问》一篇,因庙壁图画而作;《九歌》诸曲,以俚僮谣舞而成”,近于神经病发后的作品,“可称宗教,而不可称学派”。若“以思想言,则为不规则之思想”,不足以列入“

4、南方学派”之中。而梁启超则以为,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不必计其“思想之为良为否、为完全为不完全、为有条理为无条理”。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长近十万字,虽未完成,却是一篇划时代的文献。胡适后来就说,此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从该文可知,在梁启超眼里,学术与思想是密切关联的。他在文中也有几次将“学术”与“思想”分开来讨论,如“求吾学术之进步、思想之统一”,“由思想发为学术”一类,但大多数时候,文中

5、的“学术思想”就是一个不分的整体。胡适回忆中的用语,大体也在表述类似的意义,最能体现“学术思想”一语在当年既模糊又涵盖宽广的特征。  同时,胡适把“四书”、“五经”作为“学术思想”的对比参照物,极有提示意义。在胡适说话的时代,“四书”、“五经”本身也经历着过渡——从曾经规范人伦的道义载体变为过去“学术思想”的载体,甚至当时“学术思想”的对象。这已是一个充满颠覆意味的转变了。的确,近代中国一个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即传统经典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淡出,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思想”的出现,虽不能承袭以前经典所具

6、有的全方位社会功能,部分也是在填补这一空白。  在清末民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思想”与“学术”始终维持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几乎可以混为一谈。“五四”以后,梁启超写出了著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然题目中已不见“思想”,仍继承了清末那种融思想学术于一炉的取向。钱穆的同名著作亦然。两书现在都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若依今天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著作。有意思的是,陆宝千先生后来写了一本《清代思想史》,共八章,以“思想”名者仅二,以“学”名者凡六。故其全书虽以“思想史”名,却继承了此前的“学术史”取向

7、。这是否故意与梁、钱二氏开个小玩笑,只能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了。  “学术史”的异化化  上述现象说明,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学术史”缺乏自己独立的认同,产生了一些始料不及却又意味深长的后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刊的《学人》杂志,一开始就以讨论“学术史”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但翻开《学人》就会发现,那里讨论的常常并非总体的学术或某一具体学科、在近年的中国,“学术史”颇有些异军突起的感觉。不过,这恐怕是一个不那么“与国际接轨”的现象。我们最希望“接轨”的“国际”,正类我们曾特别想要“进入”的“世界”,其实是以所谓“西方”为主导的。在那

8、个“国际”或“世界”里,不论是在史学偏重政治的时代,还是“文化转向”后的今天,学术史从来都不那么受重视。四百年前,培根就感觉到西方缺乏能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storyoflearning)。到二十世纪初鲁滨孙(J.H.Robinson)写《新史学》时,他发现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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