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治理-困境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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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环境治理:困境与超越本文从全球环境的公共产品特征出发，明确界定全球环境治理是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博弈可以借助“雪堆博弈”走出“囚徒困境”的结局。《巴黎协定》的达成充分说明了各国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从指责到合作的态度转变。全球环境科学治理几乎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然而，研究全球治理问题还是应该有一个规范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否则简直就是自说自话。全球治理是由国家或经济体构成的多权力中心的国际社会，为处理全球问题而建立的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制度、规则或机制总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全球治理是在

2、没有世界政府状态下，各国际博弈者通过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国际社会中市场失灵的努力过程。在厘清全球治理的问题本质之后，可以明确全球环境治理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试图建立有约束力的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协议，来避免全球环境陷于日益恶化的局面。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判断标准，全球环境几乎属于纯公共产品。此外，它还是一个具有巨大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好的环境则令其四周都受益，反则受害。事实上，这一过程存在一定的不对称，维持环境的成本则相对集中，而环境的受益者则比较分散。在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表面上看存在着大量的供给者参与供给，其实任何参与者都不

3、太可能成为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人物。因此，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参与者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不会提高，都倾向选择“不贡献”策略，期望其他参与者的有所贡献进而能坐享其成。“搭便车”的心理与“囚徒困境”的结局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参与者追求的合作解。因此，改变外在的激励条件，实现个体理性和激励相容的有效结合是突破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途径。一、全球环境：一个公共产品全球环境的保护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体行动问题。集体行动最初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走进现代经济学的视野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来逐渐成为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时至今日，集体行动问题已经成为渗透到政治、经

4、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凡是涉及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与个体理性行为的研究与讨论，总是绕不开集体行动问题，更确切地讲是绕不开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根本问题。(一)集体行动中的“理性人”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体会对行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理性计算，对参与行动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从心理活动到参与行为必须经过一个动员的过程。奥尔森在阐述集体行动的逻辑时，就指出在大集团这种“潜在集团”中，成员只有通过“选择性激励”才有可能被动员起来。但是，奥尔森否定了经济激励标榜为“唯一激励”的可能。根据性质和作用的不同，“选择性激励”可以划分为“正面激励”和“负面激励

5、”，并且指出“社会激励的本质就是他们能对个人加以区别对待”。然而，在奥尔森看来，这种社会激励只有在小的集团才起作用。“搭便车”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集体收益是一个公共产品。在公共品的供给博弈中，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会导致合作无法实现，造成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局面。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对搭便车的行为进行惩罚，是维持合作的有效途径。但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惩罚是有成本的，它又会诱发二阶困境中搭便车行为，造成惩罚机制的瓦解，这种情形被称为二阶困境。以此类推，二阶困境解决了还存在三阶困境等等。如何化解这一困境，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叶航(2012)基于多行为主体随机演化博弈分析，认为在不改

6、变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即使合在初始人群中的比例大到100%，他们最终都将被适应度更高的搭便车者所取代。在公共产品博弈中引入惩罚机制，背叛者仍然可以破坏合作，直至惩罚者建立的合作系统陷入崩溃。只有在公共产品具有高回报条件下，惩罚行为才可以获得稳定的演化趋势，而稳定的惩罚机制能有效地应对背叛者的搭便车行为，从而保证合作的持续性。显然，代价惩罚是促进博弈进程中合作产生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公共产品的高回报也是维持合作的必要条件。针对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的研究，大多都能推出在一次性或者在重复博弈中参与人达到合作均衡，也能发现参与人对公共产品的贡献水平远远高于被预测的“零贡献”。但是在

7、广泛变化的实验条件和现实观察中，一旦重复该实验，公共物品的合作水平就会不断地趋于下降。于是，高水平合作的持续性成为制约集体行动的又一大问题。除了独立考察惩罚与奖励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或者考察个体之间的相互惩罚与奖励之外，兼具惩罚和奖励的机制设计对合作演化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王龙等(2014)的研究再度肯定机制设计中奖励对于社会合作演化的重要影响，同时指出单纯地奖励并不能抵御背叛者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讲，惩罚与奖励一样也是必须的，适中的惩罚奖励比例能够促进最高程度的合作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