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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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华简《耆夜》考论刘光胜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摘要：“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关键词：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周公；成书年代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09JZD0042）的资助。清华简《耆夜》14支简，每支25至29字，记载了周人征伐耆国胜利后，回到镐京文太室举行“饮至”礼，其主要内容已经公布李学勤：《清华简〈耆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12版；《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许多学者已着手《耆夜》的研究刘成群：《清华简〈乐诗〉与“西伯戡黎”再探讨》，《史林》，2009年第4期；《清华简《旨阝夜》与尊隆文、武、周公——兼论战国楚地之《诗》学》，《东岳论丛》，2010年第6期；王鹏程：《“清华简”武王所戡之“黎”应为“黎阳”》，《史林》，2009年第4期；孙飞燕：《〈蟋蟀

3、〉试读》，《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马楠：《《清华简〈耆夜〉礼制小札》，《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刘立志：《周公作诗传说的文化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沈建华：《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旨阝”刍议》，《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刘光胜：《由清华简谈文王、周公的两个问题》，《东岳论丛》，2010年第5期。，但他们“戡黎的西伯是武王，而不是文王”、“周公是《诗经·蟋蟀》的作者”的观点，虽然非常新奇，但与传世文献存在明显分歧，因此其可信性尚需仔细梳理。我国上古的礼仪制度主要见于《周礼》、《仪礼》、《礼记》（简称《三礼》），清华简《耆

4、夜》所存饮至礼竟为《三礼》所未收，可补上古礼仪之失，弥足珍贵。欲研究清华简《耆夜》价值，必须先确定其年代，清华简《耆夜》为经史之书，成书存有西周、春秋、战国三种可能性，传世文献缺少可以直接对应的参照，且先秦时期尚未形成固定的避讳制度，因此断代问题是清华简《耆夜》研究中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希望我们对《耆夜》成书年代的研究，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不断把清华简《耆夜》成书问题研究推向深入。一、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戡黎”尚未成定论《尚书·西伯戡黎》说：“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在兴周灭纣的战争进程中，“戡黎”的西伯是文王还是武王，千百年来一直是学界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史记·

5、周本纪》说：“（文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8页。《史记·殷本纪》说：“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饥与黎谐音，饥国即黎国。《史记·殷本纪》亦认为文王戡黎。司马迁认为“戡黎”的西伯是文王，周武王即位在戡黎之后。汉代的学者，如孔安国、郑玄、王肃等，皆力主此说。自宋代始，学者始提出异议，吕祖谦说：“文王

6、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纣在上为恶日増，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辅纣为恶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吕祖谦：《增修东莱书说》（卷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册，第264页。吕祖谦认为戡黎的是武王。元代吴澄《书纂言》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决不称兵于纣之畿内。”吴澄：《书纂言》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册，第92页。吴澄以《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据，说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邦畿的大逆不道之举。其他学者如胡宏、薛季宣等，认为文王去世后，武王嗣任西伯，为维护文王的圣王形象，坚持戡黎的西伯是武王，否认文王戡黎。清华简《耆

7、夜》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李学勤、沈建华等学者认为耆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国，位于今山西长治市黎城县，他们以清华简《耆夜》为依据，推翻《尚书大传》、《史记》等书记载的“文王戡黎说”，为宋儒“武王戡黎说”找到了新的证据参赵婀娜：《清华简研究重大发现〈尚书〉失传两千多年后现身》，《人民日报》2009年4月26日；沈建华：《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旨阝”刍议》，《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王鹏程等学者则持不同意见，他们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依据，提出“二次戡黎说”，认为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