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辜鸿铭英译儒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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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辜鸿铭英译儒经的选择：辜鸿铭（1857—1928）作为我国近代译坛汉译英的先驱，是第一个独立地把中国儒家经典作品译介到西方的中国人。从译材选择到翻译策略的选择，辜鸿铭都有其独到之处。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促成了他选择翻译儒经。他选择归化策略翻译儒经是基于其翻译目的和翻译对象等多方面考虑的结果。　　关键词：辜鸿铭翻译选材翻译策略选择　　　　在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四次翻译高潮。其中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是以西学东渐为主要特征的，这一时期我国大量译介西方的文学和社科作品，出现了严复、林纾等著名翻译家。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了一位不合流的翻译家。与严复、

2、林纾等将西学译介到中国不同的是，他主要将中国经典介绍给西方并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就是与严复、林纾并称为“译坛三杰”的辜鸿铭。　　　　一、辜鸿铭及其儒经翻译　　　　辜鸿铭是中国近代名噪一时的国学大师和翻译家。他以言行怪异而闻名，生活经历颇为独特。他不断用中英文写作，抨击西方，提出儒教救国论。“五四”前后，他仍不断著书作文，抨击西方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鼓吹儒教救世和中国文化优越论。其著作有《中国人的精神》（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尊王篇》（PapersfromaViceroy’sYamen）等。辜鸿铭被称为我国近代翻译的先驱。其中，除了他译介英国诗歌

3、外，更为人称道的是辜氏在汉译英方面开了近代之先河。他独立地把儒家经典《论语》和《中庸》等翻译成英文，为中学西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辜鸿铭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在其回国后就立即开始的。回国之初特别是在他进入张之洞幕府后潜心学习研究国学，为其日后翻译打下了基础。早在19世纪80年代末，辜鸿铭结识的一些传教士如阿查立（ChalonerAlabaster）等曾鼓励他去翻译儒家经典著作，但辜氏因故未能开始这项工作。直到1898年，辜鸿铭才翻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即《论语》（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英译，此书的副标题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解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

4、”（aneEdesticatingmethod），另一种是异化的翻译策略（foreignizingmethod）。归化的译文流畅透明，符合目的文化的规范，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接受，而异化的译文则力图保留源语的语言形式和文化信息。译者选择哪种翻译策略，与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目的语和源语的文化地位等都有密切关系。辜氏翻译采用的策略大体上是倾向于归化的。首先，他的译文语言流畅，表达地道，正如他在《论语》译序中所说的那样：“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⑦其次，无论是在其《论语》还是《中庸》英译中，辜氏均把儒家思想看成是一种宗教，并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使用

5、西方基督教的观念来翻译儒家思想中的某些词汇。如：　　子曰：“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译文：Confuciusremarked:“Therearethreethingsanholdsinaofholymen.”　　辜氏把“天命”译为“thelaen”，其中God和holymen都是基督教中的用语。这体现了辜氏译文的归化倾向。　　表面看来，辜氏的翻译为的是纠正理雅各等人对儒家经典翻译而造成的误解，但总的来说，辜鸿铭翻译儒家著作是为了拯救当时岌岌可危的中华文明。鉴于此种目的，辜氏承担了翻译儒家经典的重任，开始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不言而喻，辜氏的翻译活动有着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

6、，并不是简单地为传播儒家思想而译。这种特别的翻译目的决定了辜氏的翻译不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把东方的儒家文化强加于西方读者，这样做必然会适得其反。相反采用尽量减少原文的异质性，缓和异域文化对目的文化的冲击，会收到良好的翻译效果。早在17、18世纪，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初期采用音译的方法传教收效甚微，而后来利玛窦把基督教义中国化，如把基督教中的“上帝”说成是中国人传统的“天”，保证了日后传教的成功。因此，“在文化交流中只要翻译策略运用得当，相异性因素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身份认同。”⑧辜氏使用归化策略翻译儒经的努力，如把“天”译为“God”等，实际上也表现为他希望西方人更容易接受儒家思想。　

7、　读者对象的选择也是译者翻译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它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辜鸿铭认为理雅各的译文读者范围比较有限，他说：“对于一个能够以哲学和文学的敏锐去研究像理雅各博士所译的‘中国经典’这样的巨帙的笃实学生来说，无疑会对那种道德文化，或者称之为中国人文明的东西有所洞察，透见其真相。但对于绝大多数英国读者而言，我们却不能认为，理雅各博士在其译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同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