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文化因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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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文化因素的思考一、译者与作者的文化观社会心理学所指的文化一般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它不仅包括艺术、教育、科学等，还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传统及生产力水平等等。各个社会的文化是社会整体性的产物，它一经产生就陶冶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心里、行为和生活实践自然地符合它的要求与准则，并带着它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所作贡献而激发的情感因素，以价值观念形态积淀于民族心里意识之中得以世代相传，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程度不同、功能不一的社会效应。任何译者都是其所属文化的产物，文化积淀是推进译者个性形成的一个终生相伴的因素。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总是带着他所属文化的特质，这些就影响凝聚到人的感觉、知觉、性情等心理状态中，构成他个性的一个方面。任何译者都会浸润在一种这样的源语文化之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心里模式，从而影响到翻译策略。译者的经验、需要、情绪、认识、文化结构，不完全由他个人所决定，从更高层次上来看，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从属于整个社会、种族的文化系统的，译者既从社会、种族文化系统中吸收营养，同时也受到它的限制和束缚。在源语环境中，由于不言而喻，言者不会特别关照众所周知的社会背景。比如日语特点之一为往往省略人称代词，那么直接译成汉语时，就会有文化短路现象，造成交际障碍使用加译。加词是为了架一座桥梁，用以沟通源语和译文之间的文化交流，消除双方的社会文化隔阂。有时，出于文化习惯或出于社会需要，作者在言语中省略了某些标识因素。作者清楚自己的意图，译者根据上下文也明白作者的意图。如果是历史背景方面的，译者应通过加词来补充，如果是文化修养方面的，译者也应该领会作者的意图。例如日语中的委婉，那么译文也应该像原文一样委婉，故此也在目的语中保留其不确定性。译者不同于一般读者，译文反映他对原文的解读，而原文中意识形态的细微区别和文化本质要通过译者自身的现实观来忠实地翻译，也就是说，译者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可深入地挖掘作者暗含的意图。二、个体文化性 文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体现为外在的文化符号和内在的文化心理。不同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化。语言就是这种关系最基本的反映形式——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语言的使用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语言类型就成为了民族类型的基本标志，也成为了制约民族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主要因素。个体的文化性主要来自于对民族文化符号的习得和对民族心理潜移默化的传承。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具体地反映在他们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心理上的差别，也更加直接地反映在他们所具有的语言符号和语言心理上的差别。很显然，对于具有不同文化符号和文化心理的个体，特别是对具有不同语言符号和语言心理的个体，他们之间很难架起沟通与交流的桥梁。纯粹没有对对方语言的认知能力，对于语篇是否连贯、语篇是否具有语义关联性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在单一民族聚居区，在纯粹单一的民族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同个体之间，民族文化背景语境制约他们进行沟通、进行语言交流的结果，也是民族文化背景语境制约语篇语义关联性的一种极端情况。三、文化词语与叛逆行为源语语篇中会有许多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词语，它们为译语文化所不知、不熟悉，甚至难于理解和接受。这就出现了文化词语的处理问题。就一般意义的翻译而言，处理文化词语有五种常见模式。直入式：源于文化词语直译或音译。如：“榻榻米”(日本式房屋铺地的草垫)，“天麸罗”“寿司”。阻断式：源语文化词语被略去；诠释式：提供相关语境。如：“后学”——以备将来的参考，“歌枕”——古时作为和歌题材的名胜。融合式：源语文化表达形式与译语表达形式融合，以一种新的语言形式进入译语。如：“有人气”“营业中”。归化式：用译语文化词语代替源语文化词语。如：“傻瓜相机”。不过，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目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各国文化的逐渐沟通和交融，人们对翻译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特别是对“原汁原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翻译中的叛逆行为也涉及到文化的障碍。除无意性叛逆和权宜性叛逆、创造性叛逆、关照性叛逆以外，比如策略性叛逆。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遇到可能引起麻烦或纠纷的内容，或者加以删除，或者进行淡化。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公开谈论性和露骨的性描写，都被认为有伤风化，因而成了一个敏感的问题。文学要为直接的道德目的服务，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它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一向崇尚伦理道德，译者译入异域文化时，负有双重的道德义务：尽量忠实地传达作者笔下的异域文化，又要注意维护本国的意识形态以免给译语文化造成不应有的侵犯。四、视界融合与文化意象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有自己的视界。视界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总是含有作者的视界，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理解者不可能抛弃自己的视界而完全置身于文本视界，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只能在理解过程中将两视界交融在一起。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经常碰撞、排斥，结果译者免不了用译语文化归化、过滤源语文本。可见，视界融合的过程也是视界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用一种视界代替另一种视界，而是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视界融合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融合。它从理论上印证了翻译中文化过滤现象的历史根源及其存在的无可避免性。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不同民族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说，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象。在翻译中，意象的互相取代就是两个视界碰撞、寻求融合的体现。语言和文化之间透明的互译是不可能的，词语的对应只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翻译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冲突的场所。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经常互相碰撞、排斥，结果译者免不了用译语文化归化、过滤源语文本。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翻译中文化过滤现象无可避免。每一次翻译都注定要成为一新事物，成为文化和语言大潮里波动的一刻。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应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入了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还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以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日汉民族语言文化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注：本文系2006年佳木斯大学教学研究立项“关于翻译中文化因素的教学模式的探索”立项论文。）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