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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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以及其中展现的西方话语霸权，分析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的强大的“形塑力”，其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向中国文化自觉，试图从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建构中国思想主体。这种在中国/西方、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框架内提出的问题与思考的方法，是未经反思的。就问题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未必能够建构中国思想主体，中国不是缺乏思想的主体意识，而是缺乏思想的能力，甚至建构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就方法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后学”方法，在西方思想体系中是合理的

2、，移植到中国语境中，意义可能相反。我们的反思有必要回溯30年中国思想历程，追问思想的主体究竟应该是“人”还是“国家”，究竟应该是知识哲学与道德哲学问题，还应该是政治哲学甚至意识形态问题。　　关键词：跨文化形象学；文化自觉；思想主体；中国思想　　：G04　　：A　　：0438-0460（2012）05—0001-09　　笔者在《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的“前言”中谈到，学术研究应该饱含理想，以专业的方式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这其中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专业的方式”。所谓“专业的方式”，是指具有深厚学术史积淀、明确的概念体系、合理

3、的分析方法的训练有素的研究，超出“专业的方式”或无法达到“专业的方式”，都不属于“学术研究”。二是“时代的重大问题”。所谓“时代的重大问题”，是学者自身从专业的角度发现并思考的、切入时代精神并决定社会历史走向的问题，并不是学术之外被指示或被确定的问题；所谓重大，也不仅是现实意义的重大，还有学理意义的重大，后者的意义在于发现问题，揭示真理，创造自由，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　　站在这个起点上，反思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要点在于问题与方法。就问题而言，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的西方霸权，问题直接指向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观念秩序

4、中中国的话语主体命运。所谓中国形象，只是“他者”镜像，而所有关于“他者”镜像的研究，最终都落实到自我的主体性身份的建构。于是，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主导的世界现代性观念体系中，所谓中国思想主体性状况如何，为何出现危机并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就成为跨文化形象学的终极问题。跨文化形象学试图通过解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的西方霸权来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如果解构是成功的，建构却无从展开。我们反思的关键点就在于，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危机究竟意味着什么，重建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理路是否清晰？甚至重建中国思想主体的提问是否合理？　　跨文化形象学意识

5、到的问题，是当下中国思想的核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必须经过中国思想的诠释，才能获得其历史的正当性；也是当下文化自觉的使命所在，文化自觉首先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主体的自觉。思想的困境可能出现在问题本身，也可能出现在方法上。就方法而言，中国思想如果脱离西方镜像，主体性自我建构似乎就无从完成；而在西方作为“他者”的镜像下，中国思想不论作为思想对象还是思想主体，又都无法获得意义与价值的自主性。这样，从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拯救中国思想主体，就只能先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于是，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为主的“后学”方法，就自然成为可供

6、选择的批判工具。方法上的疑问是，相关的“后学”理论途径，是否可能通向中国思想主体的建构？在中国思想主体与西方文化霸权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内，是否能够赢得中国现代性主体身份？所谓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的问题，除了表达立场与宣誓诉求之外，能有多少真正的思想成果或贡献？　　一、西方的中国形象：起点亦终点　　首先，跨文化形象学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构成与类型，《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跨文化形象学框架内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跨文化形象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研究中国形象的构成与意义、形象的类型化特征与原型；在西方现代性的深度上分析问题，讨论中国

7、形象的生成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功能。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讨论中国形象。首先是西方现代性精神形成时期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问题是从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主导的“统一的文化价值”中挣扎分离出来的西方现代文化观念，诸如民族一国家与民主政治信念、世俗化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科学与进步观念、：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以及其中展现的西方话语霸权，分析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的强大的“形塑力”，其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向中国文化自觉，试图从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建构中国思想主体。这种在中国/西方、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框架内提出的问题与

8、思考的方法，是未经反思的。就问题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未必能够建构中国思想主体，中国不是缺乏思想的主体意识，而是缺乏思想的能力，甚至建构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就方法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后学”方法，在西方思想体系中是合理的，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