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阿伦特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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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谈阿伦特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超越　　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界的一个突出现象，即是施特劳斯学派在中国的流行。古今之争、自然正义等具有典型施特劳斯学派特色的词语时常被人们提起。这些施特劳斯在中国的追随者，自视为区别于常人、走出洞穴的精英，常以一套晦涩的语言写作，并结成彼此吹捧的小团体，对其他学问不闻不问。尽管严格说来，中国的大多数所谓施特劳斯学派分子达不到施特劳斯本人对学生的要求，但他们的傲慢、封闭、武断，则与美国施特劳斯派一脉相承。施特劳斯对真理的探寻，至其中国的徒子徒孙那里变成了封闭的意识形态。他们虽身着现代人的衣装，用现代人的语言说话，内心却认定自己是古代人。在将他们的教义运

2、用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时，他们不会运用自然正义的标准去评估、检讨政府政策，而是加入了反自由反民主的大合唱，标榜古典视野的独特，拒斥现代基本政治文明的基本常识。　　阿伦特认为，自19世纪以后，西方思想家皆已感觉到政治哲学传统崩解所造成的恐慌。新的时代经验，超出了传统政治哲学术语所能解释的范围。马克思、尼采、克尔凯郭尔皆试图寻求出路，处理新现象、新经验，然而，如阿伦特所言，他们不过是颠倒了传统价值的等级序列。他们如同黑夜中迷路的小孩，越来越大声地吹着口哨以克服内心对万籁俱寂的黑暗的恐惧。至20世纪极权主义兴起，政治哲学的传统术语及理论，更是全然无用。不过，阿伦特又说，奥斯维辛之后

3、，人们在文明的废墟上，反而可以有一种优势，以不受传统束缚之眼光去审视过去，在无所依凭的情况下进行思考(thinkingwithoutabanister)。　　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未能很好地处理人的多样性(plurality)这一基本事实。柏拉图的哲学家国王，一人之统治，以制作(making)代替了行动，即体现了摆脱多样性的企图。论证君主制优越的理论以及近代主权学说(包括人民主权学说在内)，也是如此。人的多样性是对主权最根本的威胁。极权支配的关键，也在于化多为一，它是对人的多样性境况最彻底的否定。极权主义致力于摧毁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使人们失去任何可以标识个人身份的东西

4、。极权社会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以相同的模式去说话，去思考，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去思考，因为伟大领袖已代替民众作出了判断，他们只须听从领袖的指示。这种整齐划一，甚至体现为服饰、发式的单一。极权政体中，大众中的一员可以与另一员互换。在体现极权支配最高境界的集中营里，被关押者连名字也没有，只有数字代号。如果说传统政治哲学对多样性的排斥只是理论上的不足，那么极权主义实践则从事实上说明，无视乃至摧毁人的多样性，将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苏格拉底之死给西方政治哲学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哲学家对政治的不信任，与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不无关系。这个事件也使死亡成为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

5、话题。贯穿整个哲学史的，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观念在死亡与哲学之间有着姻亲关系。多少个世纪以来哲学被假定成教人如何去死亡。正是在此脉络中罗马人说哲学研究只有对老年人来说才是合适的职业，而希腊人曾经认为哲学当被年轻人来研究。转变发生自柏拉图。苏格拉底死之前，与包括青年柏拉图在内的学生和朋友有一些交谈。在这场堪称临终诀别的谈话中，苏格拉底叫他们别哭，他说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死后灵魂还是存在的，灵魂是不朽的。　　按照这样的哲学，灵魂与肉体是可以分离的。哲学家进入沉思状态时，看上去肉体一动不动，不正是接近于死亡状态吗?柏拉图哲学以及古希腊悲剧，都视死为重大主题，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更是围绕死

6、的问题大做文章。人体死后灵魂的得救与永生成为基督教追求的目标。近代政治哲学，虽然不再将重心放在灵魂上面，如马基雅维里所言，我爱我的祖国，甚于爱我的灵魂，但仍然关心死亡的问题，肉体安全之保证，成为近代政治哲学的目标。　　霍布斯明确地说，成为国家，建立政府，目的是为了让人免于被他人杀死。死仍然是避免不了的，但死于他人的暴力伤害，乃是最大的恶。四、政治中的本真性阿伦特的政治观念之重要特色，是关于本真性的诉求。阿伦特认为，政治生活本可以是坦诚的以友好的精神展开的，人们在政治生活中敞开心扉，直言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一方面追求他人的赞同，另一方面又认真倾听他人孟德斯鸠说：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

7、于人口的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中国虽然有暴政，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将永远地繁殖下去，并战胜暴政。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8页。的意见，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观点。政治的本真性，意指一种摆脱了尔虞我诈、党派纷争、暴力血腥的政治。它的主体是坦诚的公民，而非政客。它拒斥谎言、虚假与做作。　　在20世纪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盛行的时代，在极权主义大屠杀对西方道德进行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