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

《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行业资料-天天文库。

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述评经济发展研究室 涂勤   提要:　论文通过回顾、梳理国内外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总结出目前学界对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渐进层面上:一是关注贫困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研究贫困与地理环境、资源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总体上看,相关研究呈现出: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多于理论研究,国内相关研究远远滞后于国外研究,国内贫困理论研究滞后于反贫困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等特点。   关键词:　贫困;地理环境;关系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F32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0)01-0103-04   广义的地理环境是指一个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部分组成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综合体。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界,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土壤、气候、水及生物等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社会环境即人文环境,包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是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历史的总和。自然环境具有综合性特征,即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概念,而是综合了社会因素的自然环境。随着人类发展和科技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活动和作用愈来愈强,人化的、人造的自然比重增大,自然环境中综合的社会因素也越来越多。   尽管发展经济学家仍将审视贫困的视角集中于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方面,纳克斯、纳尔逊等人还是提出了资源禀赋与贫困具有相关性的观点,由于他们依然立足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贫困问题,强调资本、制度、人口及人力资源等社会因素是导致贫困发生的主要原因,并没有将资源单独作为一个关键因素与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财产获得途径受阻理论时关注到财产实际上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自然环境和资源方面的环境财产、道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财产与经济财产、社会和政治财产等同,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地理区位等因素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政治制度等因素一样,也是贫困的决定因素之一,这为之后贫困与地理学关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地理学家讨论自然环境决定社会发展的话题由来已久。尽管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理论界不再认为环境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必然,却也无法消弭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影响。在经过了最初的由政策和体制推动反贫困,并在面上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后,中国的贫困已不再是国家经济普遍欠发达、制度和政策的缺失等带有普遍性的因素造成的“面上的”贫困,取而代之的是由于特殊区域环境、生产条件以及人口素质等一系列带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约束条件导致的“点上的”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地区分布的“大分散小集中特征”愈发明显。特别是当今,在不同的制度、资本运作和扶贫模式条件下,尽管随着扶贫强度不断加大,却仍有一部分地区的人群不能摆脱贫困的困扰,如果抛开制度、政策、资本、教育、人力资源等诸多社会经济要素的影响,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地域差异与地理环境制约发展而导致的贫困是一个至关重要、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因此,目前对于贫困的理论研究以及对反贫困模式的实践研究都不能再采取宏观的研究方法,而是应立足于微观角度,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地理环境、生产条件、人口特征等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研究地理环境与贫困的相关关系,以便选择适宜的扶贫模式及途径。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相关研究,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在两个渐进的层面上,一是关注贫困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研究贫困与地理环境、资源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探讨贫困与人口、土地、环境退化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贫困的地理空间分布    尽管地理环境决定论关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能够决定个人或民族的性格特征,乃至决定他们的社会成就和经济地位”的结论有失偏颇,但我们不能否认地理环境对贫困所产生的影响。地理环境导致贫困是人文环境失衡在自然环境中的反映,它通过缺少生活必需品、生产力落后、自然资本折旧和人文环境失败四个层次递进,联系体制、环境和贫困之间的相关作用,深刻地诠释了贫困的成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分析层次上,贫困首先应该是粮食供给短缺和收入水平低,其次是人与环境关系的失败,最后是制度的失败。这两种观点都注意到了人与环境关系的失败是导致贫困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内外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上述观点,即: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平等与区域贫困有着紧密联系。对美国的研究表明,两处的贫困发生率最高———最偏远的农村县和中心城市,而从地理位置上看,持久的贫困集中于孤立的农村地区。Minot和Baulch(2005)对越南贫困的空间类型研究发现,其贫困发生率在偏远的东北和中部高山地区最高,在东南和大都市中心最低。然而,大部分穷人并没有居住在最穷的地区,而是在两个贫困发生率一般的中间地带。对斯里兰卡农村贫困空间集聚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以营养为基础划定的贫困在空间上具有两个统计层面上的集聚:一是低贫困农村地区集聚在一些低贫困都市地区周围,以低农业就业率和更便捷的道路为重要特征;另一个是高贫困农村地区集聚在偏远地区,这里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空间集聚与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相联系。小农户与贫困农村地区空间集聚有正向联系。在那些水资源短缺地区,发展灌溉条件对减贫具有重要意义。而对孟加拉国农村贫困的空间类型及其与影响福利因素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高贫困发生率的社区与生态恶化区相一致,同时其他生活水平影响因子如教育和服务水平等也与贫困紧密相连,从而表明关注提供教育和收入增长渠道与机会的必要性,因此,着重关注不同贫困影响因子的相对权重及其地区差异性,对制定和区别不同地区的减贫干预策略具有指导意义。   上述研究,无论是对发达国家(美国)还是对发展中国家(越南、斯里兰卡等)都表明贫困具有空间分布特征,高贫困人群集中在偏远的农村,并与生态恶化、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等因素具有更强烈的相关性。但是研究也发现,尽管美国在1990—2000年间贫困发生率的降低(从人口的13.1%降到12.4%)使持久的贫困地区有很大的削减,但是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贫困县域层面空间动力机制的变化。    基于理论界对贫困空间分布研究的需求和县域具有人口统计特征和反映地方经济状况的双重功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使用县域层面的数据,运用空间地理学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来模拟研究贫困和贫困率的变化。Rupasingha和Goetz(2003)发展了一个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通过研究美国20世纪90年代县域贫困率变化特征,发现贫困的改变受到相邻县贫困率变化的影响。Crandall和Weber(2004)通过研究美国贫困的空间集聚和贫困的发生动力机制,发现了三方面反贫困的政策事实:第一,就业增长和社会资本的发展都具有减贫的效果,它们的影响在高贫困地区最大;第二,地域性目标政策能够提高反贫困政策的效率,增强社会资本在高贫困地区的使用效率,就业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在高贫困地区的低贫困地带是最有效的;第三,减贫具有地理上的溢出效应,邻近地区的贫困同其相邻地区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即在一个地区的减贫可以影响其相邻地带。有研究从跨县域着手,分析考察美国贫困地区差异原因,认为地区经济表现、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构成(非裔和其他少数民族比重)、劳动力市场技能错配等因素都是造成美国区域贫困差异的原因。Nord(1998)通过考察美国县域移民与贫困的空间集聚问题,认为高贫困和低贫困农村县的贫困率与贫困的空间集聚都受到迁移人群及迁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他通过对四种移民迁移方式(穷人的移进和移出、非穷人的移进和移出)对贫困率的影响予以量化,指出穷人和非穷人都具同样移动性,穷人和非穷人所具有的移民类型保持和巩固了贫穷的空间集聚的先在性。   Palmer-Jones和Sen(2006)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考察印度农村贫困的空间决定因素,发现当农业增长作为农村贫困的关键决定因素下降时,农业产量的增长率具有重大的空间依赖性。灌溉是农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灌溉发展空间上的差异与农业生态状况有关,而后者在印度不同州之间差异很大,因而减贫战略的设计需要考虑到空间因素和运用空间方法。而Daimon(2001)运用计量经济学评估,证实了空间贫困陷阱的存在———贫困在代际间持续。他通过研究印度尼西亚区域扶贫项目的教训发现,那些纠正区域经济不平等的干预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显著。1994—1996年间实施的包含找工作的IDT项目表明,当地方群体的授权不充分时,项目的区域目标就无法达到政策预期目标。另一项对厄瓜多尔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那些旨在减少贫困的项目必须考虑到各区域的特点,否则就会存在目标偏差问题。    对中国的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和集中特征方面。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多分布在农村,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而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又呈现出点(14.8万个贫困村)、片(特殊贫困片区)、线(沿边境贫困带)并存的特征。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所确定的592个重点贫困县分布来看,贫困县分布态势可概括为“一带两片”,一带是指在我国中部与西部交界区存在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贫困带,范围包括内蒙古高原东南缘、黄土高原、太行山区、秦巴山地、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区及横断山脉。两片指位于我国东部与西部的贫困片,东部贫困区主要是处在该区域相对封闭的山地、丘陵、劣质土壤区,呈孤岛状分布,西部片主要指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准噶尔盆地北面阿尔泰地区,柴达木盆地,西南边缘黄河、长江河源地区及雅鲁藏布江河谷北侧部分地区。可以看出,中国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差、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中、西部地区,与国外贫困人口集中特征相类似,具有明显的民族、阶层群体和地区集中特性。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中有70%集中在国家592个重点扶贫县中,76%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这些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严重缺乏,社会服务十分落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交通通讯手段落后、闭塞,远离社会经济活动中心,基本不具备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条件,同时由于中国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非流动性特征,使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日趋严重。   二、贫困与地理环境、资源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   PaulEhrlich于1968年提出“人口爆炸”以警告由于人口激增而即将到来的灾难,人类由于对狭隘经济理性的追求将导致地球承载力的崩溃,Hardin(1968)对此做出了灾难性的警告,即著名的“公地悲剧”(thetragedyofthecommons)。Solow增长模型为人口、制度、教育与贫困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分析评价依据。Rupasingha和Goetz(2007)研究认为,空间因素与人口因素同其他传统因素(社会资本、种族和收入不平等、地方政治竞争、联邦津贴等)一样,也是美国县级贫困的重要决定因素。    随着资源约束对于农业发展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针对土地退化、环境退化与农村贫困相互作用等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针对贫困与土地退化相关关系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土地的细分化加速了土地的退化,从而产生了更多的贫困———穷人为生活所迫,会尽可能地从土地和环境中榨取更多的产出(掠夺式经营土地),同时缺乏可投入的资本来改善生产条件,因而更加速土地和环境的退化;但是对非洲国家马里的实证研究则得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富人和穷人在农业生产中采取的保护土壤质量措施的做法差异并不很大,造成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具有出口导向特征的棉花生产带来的,因而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加速了土地的退化;还有研究通过考察农村贫困与土地退化之间的经济联系,指出国家政策影响农户的经济动机,促使他们选择采取保护或退化土地的行为。学者在研究菲律宾农村贫困与环境退化的关系时,发现如果土地分配制度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那些旨在提高农业产量增长率和针对贫困群体提供技术、组织和金融支持的发展项目将不会为贫穷农民带来长期的经济改善。同样,在一个土地所有权不对称的经济环境中,那些旨在促进土地利用和保护措施的政策将不会对农业土地质量产生长期的改进作用。   针对贫困与环境退化相关关系的研究认为:由于贫困的社会边缘地位,导致其进一步地被边缘化到生态边缘地区。Bull2ard(1990)认为由于污染工业和毒性废物排放点经常位于有色穷人社区,而如果污染工业位于穷人社区或者如果穷人是那些被边缘化到退化地区的人群,富人可能并不特别关注污染带来的环境退化。事实上,由于穷人必须经常生活在被污染的环境中,他们会更加关心污染和退化问题,然而,根本问题是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群体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在真实的(相对于虚拟的)环境反馈中发挥作用。   学界在关注土地、环境退化与贫困相关关系研究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人口与贫困及环境的关联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PaulEhrlich和JohnHoldren提出IPAT模型公式,用人口增长是如何导致环境退化和稀缺参数来检测人口对环境的影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I)是人口数量(P)、人均消费品量(A)和每单位消费品所产生的污染产物( T)的函数,人口、富裕程度和污染三大因素都能导致人类对环境影响(I)的增加。然而对于IPAT模型的局限存在很多争论,有学者认为模型有三个基本的缺陷:第一,人口增长是生殖力概念抽象的结果,而不是生活在特定文化和地区的真实妇女的生育问题;第二,消费在奢侈品和基本生活品之间基本没有做出区分;第三,贫困的结构问题,男性主导没有得到挑战。为了避免冲突,解决办法倾向于使政策偏向最穷的人,那些世界人口中最脆弱的20%人口中的大部分人群,鼓励他们使用避孕技术,使得家庭计划生育偏于更多控制妇女的生育和更多潜在的滥用贫困妇女的权利。   过去十多年对“环境—人口”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家庭层面的人口动态变化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尤其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对撒哈拉以南的研究认为,人口作为中介因素,只是影响环境结果的诸多因子之一,农民可以通过农业集约化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少的贫困来应对人口增长。但是Murton(1999)提出由于集约化导致的农业资源集约可能会使农业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异化和环境退化而退化;Gray等(2005)认为集约化已经导致了不同的环境结果。同时,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人口变化与环境暴力,认为人口导致的资源稀缺可能是将来自然资源冲突的主要来源。   对中国贫困与环境、土地等因素的关系研究可以看出,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处于极为边远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自身拥有的资产(土地)质量很差,加之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导致穷人的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以及在温饱线上徘徊的贫困人口自身综合能力差,从而导致农村返贫数量不能有效地减少。现阶段,穷人数量的增加与贫困标准没有必然的关系,除了扶贫投入产出效果不好和贫困人口统计不准确两个内在因素外,最大的外在因素是恶劣的自然条件。   三、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随着理论界对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重视,从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角度对贫困发生的原因及消除贫困的途径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和学派。我国对贫困问题的系统理论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反贫困实践的成功经验,相应地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呈现出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多于理论研究、国内相关研究滞后于国外研究、国内贫困理论研究滞后于反贫困实践理论要求的三大特征。通过对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反贫困实践的梳理,可以看出,尽管学界对贫困与地理环境约束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国内鲜有系统研究并回答如下四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同地域、不同程度的自然地理环境约束对于贫困的制约程度有多深?第二,一个区域众多自然环境条件中哪些条件具有更显著的制约力?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体制的作用能够通过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缓解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约束?第四,理论分析自然环境条件制约与实际反贫困实践中的经验有哪些共性和差异?   基于对国内外贫困与地理环境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梳理,我们认为从另一个视角——人文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重新审视贫困与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之间的关系,通过提出地理环境的贫困效应假设,以区域气候、地理环境、水资源、土地、灾害、交通等条件与贫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可以求证贫困地区地理环境约束与贫困的相关关系以及不同地理环境条件对贫困的影响力、影响程度和频度等问题,最终回答上面提出的四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