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和后期妇女地位比较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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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和后期妇女地位比较浅论摘要：纵观中国妇女发展史，妇女地位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唐代而言，唐代社会发展的轨迹，是以天宝末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为转折点，而将其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同样，这一时期妇女地位的发展变化也大致遵循这一发展的演变轨迹，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这前后两个阶段在参政、婚姻自主、家庭事务决策、受教育状况，社会交往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唐前期的妇女地位呈一个明显上升的趋势，妇女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在当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而唐后期的妇女地位逐渐下降的趋势，对妇女的桎梏束缚逐渐增多，妇女观向宋明理学过渡。关键词：唐代前后期妇女地位比较社会发展妇女作为占人类社会总人口一半，作为性别社会中的一大群体。妇女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马克思就曾经充分肯定过妇女的历史作用。“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的衡量。”《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妇女地位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女性自身的发展，而且对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以经济发达、国力强盛和社会开放而著称于世的。在这个时代，作为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群体，也因社会文明与进步，相应地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和解放，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也较后世有明显的提高。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妇女作为受男权同志的社会性别，其地位并非不变，而是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封建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有差别，而且同一朝代不同时段因社会环境“变迁”也会出现差异。就唐代而言，本人认为这一时期的妇女地位可以以天宝末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由于“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轨迹的变化，使得唐代前后期妇女地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要想对唐代前后期妇女地位作一个大致准确的比较，就必须对什么是妇女地位作一个明确的阐述。天津师大妇女研究中心的杜芳琴女士，把妇女地位界定于：“由文化所规范了的性别关系和结构中妇女相对于男性的位置。”，刘伯红《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要点综述》载《妇女研究论丛》1993年第4期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陶春芳女士，则解释如下：“人（或人群）发生社会关联中，人们依据其参与权利和发挥作用（权利）的状态而形成的社会层次位序。”同2段塔丽女士将妇女地位界定于“一定时期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与同时代的男子相比，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事业中，有无人身自由权和相对独立的自主权与支配权。”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版我比较同意段女士的观点。妇女地位所探讨的对象相对广泛，包括妇女参政议政、婚姻情况、家庭事务决策、社会交往、受教育情况等。本文想从妇女参政议政、婚姻情况、家庭事务决策这几个主要方面去探讨，以求对唐代前后期妇女地位变化进行分析。一唐前期（高祖—— 玄宗）是唐代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个性得以相对自由开放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广大女性纷纷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身心的自由和解放，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并以一种封建时代女性少有的开拓精神，为改变自身地位和实现个人价值而努力奋斗。唐后期（肃宗——哀宗）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空前浩劫之后，社会经济开始日益衰退，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在遭到长期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经济萧条。战乱平息后，这里再度陷入藩镇割据势力的天下，唐中央所能掌握控制的地区，惟仰“东南八道”。与此同时，中唐以后，周边少数民族如吐蕃、回纥、南诏等势力崛起，乘唐王朝国势衰弱之际相继寇边。唐后期统治者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维持着统治。为了维护这一四面危机的封建统治，李唐统治者竭力在朝廷上大力提倡儒学，企图通过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来维护尊卑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社会群体的唐代女性，其地位也可是由上升状态逐渐呈现出下降趋势。唐前后期的妇女地位相比有如下几个主要的变化趋势。（一）参政前期的参政意识普遍，参政规模空前→后期参政意识减弱，参政人数减少封建社会，参政被视为女性的一大禁区。但在唐前期无论是宫廷的女性，还是一般的妇女，普遍具有一种参政意识。特别是宫廷女性，她们基本上是皇帝的心腹之人，近侍而参政，加之她们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故参政意识较之社会上的其他阶层的女性更为突出。如武则天在政治上的作为众所周知。太宗皇后长孙氏，作为太宗的“贤内助”，当她还是秦王妃时就一直对政治报有很大的热心，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太宗即位后，劝谏太宗采纳忠言，信任功臣，对朝政举措发表一己之见。她戒奢侈尚俭约，不允许子女越礼奢华。史载“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通鉴》卷192太宗贞观元年（627）7月转引自罗春雄《论唐代妇女的参政》载《江汉论坛》1989年第5期太宗的贤妃在贞观末目睹太宗讨伐四夷、大兴土木，也曾上疏极谏，疏文载入史册。唐前期的公主热衷政事的大有人在。如李渊的平阳公主为反隋建唐作出过贡献，安乐公主曾私自奏请中宗立她为皇太女。最典型的是太平公主，她先后诛“二张”、诛灭韦氏势力，这是两次关系到李唐王朝安危存亡。此外，一些官员诸如节度史、都督、别驾、长史等夫人，她们进行社交，协助丈夫处理好公务、上下级关系和同僚关系。如中宗神龙初，河东郡开国公杨某，为权臣武三思所构，外迁泌州刺史。其夫人独孤氏，“乃乘列步障，激扬枉直”，执政者“感而贤之”，其夫竟因此而迁职。《唐代墓志汇编》开元040《唐冠军大将军河东郡开国公杨君亡妻独孤氏墓志铭》转引自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唐前期的女性不仅参政意识旁边，而且参政规模上也是空前的。从时间和看见来看，唐前期王朝统治时间从618——755，有140年，女性参政现象历朝皆有，且几乎贯穿整个唐前期。尤其是高宗、中宗、睿宗三朝，基本上都处于女性掌权的统治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高宗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与高宗同掌国政，史称“二圣”以来，到玄宗先天二年（713年）诛灭太平公主为首的中央实力派为止，这40年，恰好是初唐向盛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意味着在中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140年中，女性参政进而掌管大权的时间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充分说明了唐前期的女性参政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唐后期，因世风逆转，儒学势力抬头，礼教的“紧箍咒”被重新戴到了女性的头上，她们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开始受到较多的限制，参政意识明显减弱，参预政事日益减少。如穆宗末年，因服饵而暴崩，太子年幼即位，不谙政事。时中官中曾有人议请颇有威望的郭太后朝听政。不料郭太后知大怒道：“吾效武氏（武则天）？今太子虽幼，尚可选重德为辅，吾何与外事哉？”还有顺宗王皇后，史称她：“言容恭谨┅┅深抑外戚，无丝毫假贷，训厉内职，有母仪之风”。凡此均表明唐后期以宫廷后妃为代表的女性参政意识已相当淡漠，远不能与前期宫廷女性颇为强烈的参政意识相比。由于参政意识明显减弱，因而导致女性参政人数急剧减少。两《唐书• 后妃传》所列唐后期21位后妃中，参政者仅肃宗张皇后和武宗王才人2人而已。约占后妃总数的1%。而唐前期14为后妃中，参政人数多达7人，参政后妃占到唐前期后妃总数的50%。其次，除宫廷后妃外，公主参政者除肃宗女和政公主外，其余未见预闻政事者。造成唐后期后妃参政意识减退、参政人数锐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以上所提到的世风逆转的因素外，还有如后期后妃不如前期文化素质高，家庭出身不如前期后妃高贵，以及中唐以后王室多故、王朝政治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本人在段女士的《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中摘录了她根据两《唐书•后妃传》等有关资料编写的唐前后期宫廷后妃人物及其生平事迹表中的一部分：时间后妃名称籍贯家庭出身主要事迹史料来源前期高祖皇后窦氏京兆始平人北周外戚有才貌，工篇章规诫，善书，劝高祖避祸，生太宗生太宗。《旧唐书•后妃传》太宗皇后长孙氏京兆长安人关陇贵族好读书，多次劝谏太宗，赞相大业，生高宗。撰《女则》十卷，自为序。《旧唐书•后妃传》太宗徐贤妃妃湖州长城人一般仕家子博学善属文，撰〈劝谏太宗疏〉、〈小山篇〉等。《旧唐书•后妃传》高宗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高官显贵本为太宗才人，太宗崩，出家为尼。高宗即位，遂召还宫，立为昭仪。与王皇后争宠，击败对手，册封为皇后。有权谋，又善翰墨，著述宏富。生中宗、睿宗及太平公主等。辅国政树十年，权势与帝无异。后废太子自立为帝，改唐为周。《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宣和书谱》卷五中宗皇后韦氏京兆万年人名门望族中宗为太子时，选为妃。中宗即位后立为后参与朝政，后与女安乐公主毒死帝。临朝摄政。后被李隆基等杀。《旧唐书•后妃传》中宗上官昭容陕州陕人高官显贵有文词，明习吏事。武后时，多参政。中宗时，专掌制诰。善作诗，有文集22卷。《旧唐书•后妃传》┉后期代宗沈皇后吴兴人冠族开元间，以良家子选入宫为广平王妃。生德宗。“安史之乱“，陷于贼中。收两京，亡失所在。德宗即位，追谥皇后。《旧唐书•后妃传》代宗独孤皇后籍贯不详一般仕家子以美丽入宫，宠于专房。代宗立，册为贵妃。生韩王迥、华阳公主。追谥为皇后。《旧唐书•后妃传》顺宗王皇后琅琊人高官显贵幼以良家子选入宫，为才人。生宪宗。顺宗为太子册为良娣。宪宗即位，册为皇太后。言容恭谨。训厉内职，母仪之风。追谥为皇后。《旧唐书•后妃传》宪宗郭皇后华州郑县人高官显贵（郭子仪之孙）宪宗为广陵王时纳为妃。以母贵，父、祖有大功于皇室，有宠于顺宗。生穆宗。宪宗时，册为贵妃。穆宗时，册为皇太后，敬宗时尊为太皇太后，历位七朝，五居太后之尊，然于政事皆无所闻。《旧唐书•后妃传》《新唐书•后妃传》 宪宗皇后郑氏丹杨人出身微贱（身份侍女）本李锜侍人，李锜诛，宪宗宠之，生宣宗。宣宗立，尊为皇太后。后追谥为皇后。《新唐书•后妃传》┉后期穆宗皇后萧氏闽人出身微贱（身份宫女）穆宗时为建安王时入侍，生文宗。文宗立，尊为皇太后，追谥为皇后。《旧唐书•后妃传》《新唐书•后妃传》武宗王贤妃邯郸人出身微贱（身份歌妓）以善歌舞入宫中，性机悟。武宗即位，进号才人。帝崩，才人自为殉。追赠为贤妃。《新唐书•后妃传》懿宗皇后王氏籍贯不详出身寒微咸通时，册为贵妃，生僖宗，追尊为皇太后，追谥为皇后。《新唐书•后妃传》┉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是从表中可以看到，（1）唐前后期后妃北方女性占多数，后期北方女性比例有所提高。（2）从家庭出身来看，唐前期大多数后妃都出自高门显贵之家，后期出身寒微的后妃非常多。特别自宪宗以后。（3）从文化素质方面来看，前期后妃文化素质普遍较高，有文学才能和其它才华的人比较多。后期多数后妃罕闻有才学者。总之，唐后期后妃由于参政的地域优势（北方）、家庭出身、以及整体的文化素质水平均不如前期的后妃，从而限制和阻碍了她们的参政能力。唐后期女性参政人数的锐减也于这一时期的王朝政治有很大的关系。首先，皇权的专制体制，权利虽来自皇帝，但皇权的运行要通过内廷到外朝、由中央到地方这样一套复杂的体系。后妃因身处权利机构的核心，平时又有机会接近皇帝和王公大臣，从而为干预朝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唐前期宫阃不严，尤其是中宗朝，从而为女性结交权贵，进而干预朝政打开了方便大门。由于女性的干政使宫廷的权利争斗公开化、激烈化导致了一幕幕的宫廷的悲剧的发生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动荡。武则天死后的频繁政变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唐玄宗时期开始限制妇女干政，“安史之乱”以后唐后期的统治者吸取以前的教训，对宫廷女性参政加以严格的限制。肃宗的张皇后因勾结内宫谋立太子而被杀。《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转引自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肃宗的代国公主也因为被指控与几位地方官来往密切，遂“幽主它第”并将与公主有交往的地方官配流岭表。同7其次，由于唐后期加强了宫禁制度，以避免宫廷女性与外臣的接触和交往，如以往由宫廷女性所掌管的传递文书之类的事情，此后改由小黄门代替。除此之外，我们可以从上表可以看出，唐后期的后妃大多数都是“母凭子贵”追谥为皇后，这和前期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母族身份的低微，外戚的势力就很小，难以凭借母后的身份参掌国政。复次，唐前期宦官不大受到重用，手中的权利有限，这也是女性参政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唐后期，为了防止女性参政宦官受到重用。到了中唐以后，宦官的权利膨胀，甚至君主的废立也由宦官来掌握，宫廷女性参政的可能就很小。（一）婚姻自主前期婚姻自由、贞节观念淡漠→婚姻自由减少、贞节观念增重离婚改嫁或寡妇再嫁，早在唐以前就相沿而成一种民间习俗。唐朝建立以后民间这种习俗屡见不鲜。在唐代女方常常提出离婚，在史料中就有夫有病请求离异、与夫情趣不同请求离异、因夫贫穷请求离异等。唐代妇女离婚的自主性比较强，而且社会上对离婚的妇女不加 歧视，妇女离婚后再婚之路畅通无阻。唐前期的妇女比后期的妇女婚姻更加自由。唐太宗鼓励寡妇再嫁，并且以婚姻是否及时，鳏寡数量多少，户口是增是减作为考核官吏，决定其升降的依据。这虽然有发展生产力的因素，但是也反映了当时的妇女地位。看一下有关的史料，就会发现唐前期公主再嫁人数之多。唐一代公主再嫁、三嫁者有27人，其中高祖女4人，太宗女6人，高宗女1人，中宗女3人，睿宗女2人，玄宗女9人，共25人，大约占92.6%。而唐前期公主共91人，再嫁公主大约占27.5%。这和当时的贞节观淡漠有很大的关系。唐代中叶以后，随着唐王朝国势转衰，统治阶级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出发，积极提倡儒学，提倡妇女守贞节。宣宗朝宣布“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同7唐后期虽然女性离婚、寡妇再嫁也很普遍，但是不像前期由女方主动提出离婚、改嫁的就很少了。后期公主再嫁者只有肃宗时期的二位公主，前后期的相差之悬殊令人吃惊。唐后期，夫死守节的作风在一般士大夫阶层中蔚然成风。上表中，武宗的后妃王才人，在武宗崩以后，自愿殉节，成为有唐以来第一为自愿为帝王殉节的后妃。这些在唐前期是难得见到的。唐后期，“一女不更二夫”、“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已经明显受到社会的重视。（一）家庭事务决策前期的“外柔内刚”的夫妻关系→后期妻子向传统的角色复归在“男尊女卑”传统封建社会中，正常的夫妻关系应该是“内柔外刚”。在唐前期，“外柔内刚”夫妻关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刚柔”倒置的现象，反映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便是妻的“悍妒”，与丈夫的“惧内”。唐代律法中赋予了男子许多的特权，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妻管严”的现象却处处可见。这种竟成为唐代统治阶级上上下下的风气。如太宗时，身为国公的房玄龄、张亮、任环；高宗时，官至司列少常伯的杨弘武，中宗时御史大夫裴谈等都以怕妻而出名。令人奇怪的是，唐代作为万乘之君的皇帝也染上了这种“惧内”病。史载：武则天自册为皇后之后，“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于是密诏上官仪谋废后。武后得知，高宗惧其怒，遂泄底细：“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元年条这使上官仪被送上了断头台。与丈夫“惧内”的同时，是妻子的“悍妒”，这种现象在中国历朝都有所闻，此种现象在唐代尤其是前期尤为典型。唐前期的妒妇不仅多而且普遍，且妒性之烈，实为历代女子中所罕见。在封建社会，纳妾嫖妓本是男子的一大特权，妻子是无权干涉的。然而在唐前期，干预丈夫纳妾嫖妓的悍妇，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其行为大胆，即使身为高官显贵的丈夫也为之畏惧，有时连皇帝本人出面干涉都无济于事。据唐韩琬《御史台记》记载：“唐管国公任瑰酷怕妻，太宗以功赐而侍子，瑰拜谢，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曰：‘妇人妒忌，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曰：‘妾不能改妒，请饮酒。’遂饮之。”另在《隋唐嘉话》中记载：“梁公（房玄龄）夫人极妒，太宗欲赐美人于梁公，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梁夫人答曰：‘妾宁妒而死。’乃遗酌卮酒与之，一举便尽。帝谓人曰：‘我尚畏之，何况于玄龄！’而且一般士大夫或庶民之妻“妒性”大发者也不少见。这些都反映了唐代前期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地位是比较高的。如果女性在家庭地位低，那么对丈夫的纳妾嫖妓行为，就只能装聋作哑而不敢提出半点意见。唐代后期女性向传统角色复归，做一个地道的家庭主妇。不像前期，后期后妃中“遵礼教，守妇道”者比比皆是。肃宗吴皇后、德宗韦贤妃、顺宗王皇后、敬宗郭贵妃等。唐代后期“动循礼法”已成为宫廷后妃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恃宠骄纵而不守礼法的公主们，也开始守妇道，学礼法。宪宗女歧阳公主，下嫁杜悰，“事舅姑以礼闻”，“姑寝疾，主不解衣，药糜不尝不进”。同7宣宗女广德公主，治家有礼法，“ 凡内外冠、婚、丧，主皆身答劳，疏戚咸得其心，为世闻妇”。同7宫廷女性如此，社会上一般女性遵礼法、守妇道的也不乏其例。但是，民间女性在守妇道的同时，也逐渐沦为丈夫和公婆任意虐待欺辱的对象，人格意志逐渐的丧失，这是她们在家庭中地位降低的具体表现。以上所述是我认为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其实反映唐前后期妇女地位变化的方面很多。如唐前期女性能够比较自由地公开参与社交活动，并成为一种风尚；到了唐后期女性“抛头露面”参与社交的机会愈来愈受到限制。唐前期对女性的教育比较重视，加之唐前期教育渠道多种多样，聘请家庭教师、由父兄执教等，使女子接受教育，提高了妇女的文化素质；到了唐后期则不如前期，晚唐文人李商隐在其所列的女教条目中，专门将“不唱词曲”作为女子的教育内容。这在唐前期是没有的。这分明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前身。它预示着女性在个性自由及受教育问题上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上面对唐前后期妇女地位的变化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很明显就可以看出：唐前期妇女地位处于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唐后期妇女地位处于一个由上升状态逐渐呈现出下降趋势。这都是由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下面就让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唐前后期妇女地位这种变化趋势产生的原因。唐前期妇女地位上升主要是由于：（1）唐代社会正处一个门阀士族衰落和接头，并向一般地主社会过渡的时期。社会等级也处于一个重新编制的过程。这使封建专制统治有所松懈，使个性自由的思想有存在的空间。九品中正制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制产生。一大批出身寒微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制步入仕途，跻身统治阶级。他们富有开拓的进取心并对民间的疾苦有较多的体会和了解。因此他们参政后，思想开放，也使内政外交呈现出开放的色彩。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下，女性思想和行为才变得开放和大胆，敢于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并通过广泛参与社会提高自身所处的地位。（2）唐王朝是通过平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唐前期的统治者处处以“隋亡”为鉴，注意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样的太平盛世的局面。经济的繁荣、国力强盛、社会稳定，使得最高统治者对统治充满了自信和民族自豪，在对待长期以来处于卑弱地位的妇女态度时，能够一反以往封建统治者对女性歧视和压迫，对她们表现出了宽容和尊敬，对妇女权益给予适当保护，对夫权作出某些限制。这为女性在社会和家庭地位的提高，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3）唐前期是儒、佛、道三教鼎立时期，在思想领域中以“兼收并蓄”的开明态度鼓励各种教派的发展，并用政权的力量来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使之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佛、道二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儒教禁锢人性相反，道教在追求服食、导引、修炼等“养生之术”的同时，还主张个性自由与发展。而佛教本是一种外来宗教，自汉末传入中国以后，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发展，已经成为可以和道教相抗衡的势力。佛教在鼓吹“因果报应”等宿命论的同时，还宣扬“众生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想包含着对人世间封建制度和男女不平等现象的一种否定。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妇女受到这两种思想的影响，敢于寻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向封建“男尊女卑” 观念挑战。可以说佛道的教义成为她们有力的思想武器。（4）唐王朝是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统一王朝，不仅政权上直接继承了北方鲜卑族为主的北朝体系，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保留了许多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李唐王朝本身就杂了一部分的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如高祖妻窦氏、太宗皇后长孙氏皆为汉化胡人。李唐统治者早年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杂居，他的政权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北朝社会遗风的影响。北方的游牧民族，妇女承担了牧羊、剪毛、接羔等极为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另外缝制皮袄、衣服、鞋、马靴和各种皮货，驾车、维修车辆也都落到了妇女的肩上。北方妇女既要承担服务性的劳动，又要参加物质劳动，既要充当母亲、妻子的角色，又是社会性生产的重劳动力。女性创造的价值不亚与男性，这使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在北方游牧民族中，羊在日常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决定了家庭的饥饱和温寒，甚至关系到家庭的萎缩和发展，而羊的整个生产过程，大体由妇女来承担。妇女不仅能够解决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而且还有一定的剩余。剩余部分或供给他人，或作为家庭发展的物质积累。退一步说，至少物质生活不需要依靠男性。这样，北方民族女性在家庭中必然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和一定决策权。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游牧生活方式，锻炼了她们刚毅、勇敢、不屈不挠的性格，因此在北朝女性参政司空见惯。这些都使当时社会上的礼教束缚减弱，有益于女性地位的提高。唐后期妇女地位下降主要是由于：（1）“安史之乱“以后，南方受战乱影响教小，加之北方大量人口南移，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较快的发展，中唐以后，唐王朝经济重心出现明显的南移倾向。东南八道是当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唐后期的这种经济的重大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即由唐前期受北朝影响到后期更多受到了南朝社会风气的影响。南方长期为汉族政权所统辖，儒家思想为核心传统文化在此扎根并长期保留，因此南方女性较多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人身自由教北方女性要少。中唐以后，社会既然朝着“南朝化”方向发展，那么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降低，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2）唐中叶以来皇权削弱，为了维护四面危机的封建统治，李唐统治者竭力在朝廷上大力提倡儒学，企图通过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来维护尊卑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具体落实到政治纲领上就是对外族和外来文化开始进行种种排斥。由于儒家作为一种积极入世的政治哲学，并以维护社会纲常伦理关系为己任，更能直接起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作用，在后期的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由前期的“衰微”状态转为复兴。而伴随着儒学的兴盛，唐前期社会上因受胡族习俗文化影响，不守礼法、贞节观淡漠，个性自由而放纵行为受到制约。自然，作为社会群体的女性，其言行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种种限制。可以说儒学伦理是扼杀和摧毁广大女性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杀手。（3）中唐以后，“遵礼法、守妇道”的风气首先在宫廷妇女中兴起，并进而扩大到整个社会各阶层妇女中，这和当时社会风气的逆转有直接的关系。随着中唐以后儒学的兴起，一大批女教书纷纷出台亮相。如《女论语》、《女训》、《女诫》、《女仪》、《女孝经》等。这些书对社会各阶层女性灌输礼教知识，使得封建礼教愈加深入人心。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唐代妇女地位前升后降、前高后低的特点。另一方面，唐后期妇女地位演变，又与当时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环境变化有着紧密的关系。唐前期由于经济繁荣，国力昌盛，社会风气开放，长期处于受压迫地位的女性得以摆脱礼教的束缚，获得较多的自由，并利用开放的风气，通过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去努力实现人身价值，从而为女性自身赢得了较高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安史之乱”后，国势衰弱，重新恢复统治秩序的唐王朝，为摆脱政治上的危机，积极提倡儒学。社会风气为之逆转，这使女性逐渐朝传统角色回归。在此情况下，唐后期女性地位不可避免出现了某种下降的趋势。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妇女地位高低是相对而言的。唐前期妇女地位较高，却还没有达到“男女平等”的地步；唐后期妇女地位较低，也只是相对前期女性所处地位较高而言，比起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明清女性的地位还是有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