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生参与课程实施及其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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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学生参与课程实施及其研究摘要：学生是课程实施及其研究中的一个弱势群体。为改善课程实施的成效，丰富我们对课程实施的认识，我们有必要把学生纳入课程实施及其研究之中。学生具有参与课程实施的能力；学生参与课程实施有利于促进课程变革走向成功；学生参与课程实施研究也具有方法论上的优势。从理论上说，学生参与课程实施及其研究具有四种形式，即学生作为数据来源、学生作为积极反应者、学生作为共同研究者和学生作为研究者。我国的新课程实施及其研究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关注。关键词：课程实施；课程实施研究；学生一、学生：课程实施研究的盲区课程实施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自出现以来，课程

2、实施研究一直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其研究者几乎遍布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的富兰（Fullan,M.）与利思伍德（Leithwood,K.A.）,美国的麦克劳夫林（Mclaughlin,M.W.）与利伯曼（Lieberman,A.），荷兰的范登堡（VandenBerg,R.）与范德伯（Vandenberghe,R.），澳大利亚的沃（Waugh,R.）与马什（Marsh,C.）等人。课程实施的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展，逐渐将其触角延伸到学校重建、学校改善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等多个领域。时至今日，课程实施已经成为课程研究中的一个相当成熟的领域，其地位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例如，古德莱德（Good

3、lad，J.I.）将课程探究划分为实质性的、政治—社会的和技术—专业性的三个范畴，其中技术—专业性范畴即指课程实施和评价；[1]贝哈（Behar,L.S.）也将课程实施作为课程知识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2]尽管如此，一些问题仍然是课程实施研究的盲区，“学生参与课程实施及其研究”便是其中之一。理查逊与普莱瑟（Richardson&Placier）指出，课程实施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3]第一阶段即课程专家富兰所谓的“采用时期”，[4]它以20世纪60年代的课程改革为代表。这些改革把焦点集中在课程包（curriculumpackage）的开发上，极少考虑教师与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第

4、二阶段的实施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伯曼与麦克劳夫林（Berman&McLaughlin）等人主持的兰德计划为开端。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学校的组织结构是决定课程实施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5]在这一阶段中，研究者认识到教育情境在课程变革中的作用，并且日益关注教师对课程实施的影响。在后来出现的第三个阶段中，课程实施研究开始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关注影响教师转变的个体因素，另一个则关注学校的组织和结构变革。在他们描绘的这幅发展脉络中，虽然课程实施的研究重心在不断接近学校甚至课堂情境，学生却始终处于研究者的关注区域之外。对课程实施实证研究的回顾也印证了这一问题。富兰与庞弗雷特（Full

5、an&Pomfret）曾归纳了20世纪70年代中的十五项代表性的课程实施研究，提出了忠实与相互调适两大研究取向。[6]辛德等人（Snyder,Bolin&7Zumwalt,1992）在富兰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九项课程实施研究，总结出三种研究取向，即忠实取向、相互调适取向和课程缔造取向。[7]这些研究或集中于学校的组织结构，或集中于负责实施变革方案的教师，极少有对学生的专门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90年代之后稍有改观。笔者回顾了90年代以来变革实施方面的二十五项实证研究，其中有七项是从学生角度出发分析课程实施或学校改善的。①然而，总体看来研究者对

6、学生的了解仍然十分贫乏。在课程变革实践中，学生同样没有得到人们的真正重视。尽管我们都承认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学生发展，但学生仍然只是被当作课程变革的对象，很少有人去了解和倾听学生对课程变革的感受和意见，更不用说在变革方案中采纳他们的建议了。正如富兰指出的那样，“当成人考虑到学生时，他们把学生当作变革的潜在受益者，而很少将学生视为变革过程与学校组织的参与者”。[8]此外，虽然学生是学校教育的持分者（stakeholder），但事实上他们处于由各个持分者组成的权力金字塔的最底层。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又有谁会在课程变革中倾听他们的声音呢？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声音在变革过程中消逝了。如果说2

7、0世纪60年代的课程变革造就了“防教师（teacher-proof）”的课程方案的话，那么也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的课程变革是“防学习者（learner-proof）”的。总之，学生是现有的课程实施及其研究中的一个弱势群体，在课程实施和学校改善中忽视学生的声音已经成为包括美、英等发达国家在内的普遍现象。[9]二、学生参与课程实施及其研究的理由课程是影响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的基础教育改革都试图通过变革课程来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