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民初制宪的政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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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教仁与民初制宪的政体选择　　第1章引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短短几10天，全国响应如潮，大半省份宣布独立，政权以各种形式转移到革命党人手中。形势的发展似乎出乎意料，其实是长久以来清廷政治衰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以至于革命军1起，即成摧枯拉朽之势。面对这突然到来的革命成果，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袖都有些措手不及。革命党人1面与袁世凯谈判，以促成革命在全国的胜利，1面草创《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搭起民国的制度框架。但是，对于新宪制中的1个核心问题——民国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政体，却经历了1个不断探索、反复争论的过程。　　客观地说，这种探索和

2、争论是必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遍观世界各国，在创制新宪法的过程中都有类似的争论。根据德国学者施米特的观点，宪法“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从其自身中产生出来的”，相反是人类政治行为的结果。因此，宪制的确定其实是1次政治决断，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彼此妥协后产生出来的。对于采用何种政体，说到底是革命党人在创制自身的政治共同体的特定生存形式。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同盟会首先要在内部达成1致。然而，以同盟会的复杂成分，对宪政中如此重要的问题必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同时，随着南北议合的不断进展，临时政府还要考虑把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纳入新宪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对北洋

3、派进行必要的斗争、妥协和包容。在政治、军事形势瞬息万变的态势下，民国的创立者们为创设1个理想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数次磋商甚至争吵。在反复争论的过程中，同盟会领袖之1宋教仁坚决主张采用责任内阁制政体，又坚决地把他的政党内阁思想付诸实践，从而成就了中国宪政史上浓墨重彩的1笔。　　宋教仁，1882年出生于湖南桃源。1899年入漳江书院求学，1903年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学习。其时正值清朝末期，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上的侵略欺凌日益加剧，国内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愈演愈烈，各阶层人民对清政府普遍不满。此时的宋教仁开始议论时政，渐萌革命思想。1904年2月，宋教仁与黄兴、刘揆1等在长

4、沙创立华兴会，宋教仁被推为副会长。7月，又与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11月，因与华兴会成员密谋在长沙发动反清起义1事泄露而被迫逃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1905年，宋教仁创办了《210世纪之支那》，系统地宣传反清和民主革命。1910年冬，宋教仁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用“渔父”或“桃源渔父”作笔名撰写稿件，批评时政，分析国际形势。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宋教仁主张实行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在草拟《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和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将其1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思想贯彻其中。他也因这1政见与孙文、胡汉民等人发生分歧，甚

5、至招致许多革命党人的误解。根据南北议和的条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3天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台。根据约法组织的唐绍仪内阁和“超然内阁”先后夭折后，宋教仁从中吸取教训，积极投身政党政治，联系其它政见相近的政党组建国民党，使之成为当时国内的第1大党。他发动国民党员积极参加第1届国会选举，最终以绝对优势的票数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在此过程中，他4处演说，批评时政，宣扬国民党的政见，并且草拟了《国民党大政见书》，以为将来组织政党内阁的施政纲领。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于上海火车站，他实现责任内阁政治的宏图大志也随之化为泡影。　　宋教仁的宪政理念和政治实践，尤其是

6、他的责任内阁制政治主张，在中国宪政史上是非常重要的1个篇章，也是他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宋教仁会坚持组建责任内阁制政府，这1政体的来源和优缺点是什么，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又为什么最后归于失败。对于宋的政治观点和实践，如果仅从防范袁氏独裁这1点入手进行分析，未免会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笔者认为，应该站在再高的角度，把政体问题的争论放到宪政制度建设的视野和背影下去解析，从而挖掘出宋教仁政治理想失败的深层原因。　　第2章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和与总统制观点的争论　　2.1宋教仁早期的宪政思想　　宋教仁开始公开地有针对性地抨击时政和阐释他的政治观点，应当始

7、自1905年。由此至武昌起义爆发，他先在日本留学，后归国任《民立报》主笔，公开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时政，分析国际形势。其时清政府正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预备立宪”，在不危及当权者统治权的前提下进行小心翼翼的改革。这些政治革新走的是维新派和改良派的路线，客观看来是有1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已经系统化学习过西方政治理念的宋教仁看来，这些小脚女人似的改革与其说是向西方学习，不如说是清政府拿西方人的政治工具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他做的第1件事就是揭开清廷立宪“虚假的面纱”。　　清政府初有立宪之议，宋教仁便明确指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宪。因为立宪国家的1个基本要求——国民权

8、利义务平等——是清廷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