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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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及意义【关键词】俞樾/三侠五义/修订/意义俞樾曾对《三侠五义》进行修订，使其在南方广泛传播，《月月小说》因此誉俞樾以“小说家”之号。俞樾之所以选择《三侠五义》进行修订，源于他对包公故事的兴趣、对古代侠义之风的激赏，并且该小说也符合其政治理想。俞樾以朴学大师的身份关注这一部平话小说，使《三侠五义》及其“尚武”精神得以广泛传播，功不可没。近代文学俞樾(1821-1907)，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清末著名朴学大师，着有近五百卷的《春在堂全书》及其他著作。“博通

2、典籍”之际，俞樾“旁涉稗官杂流”①，对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小说戏曲投入相当热情。俞樾寓居苏州时，潘祖荫从北京归，向俞樾推荐《三侠五义》。俞樾携归阅之，喜欢之余动手加以修订，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由上海广百宋斋铅印出版，题曰《绣像七侠五义》②，平步青描述当时情势“沪上石印，风行广播”③。这对做过翰林而又以朴学大师之名闻于海内外的俞樾来说，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金文京先生誉此举“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之举，应大书特书之”④。一、俞樾改编《三侠五义》之缘由俞樾自小对通俗文艺有浓厚兴趣，就小

3、说而言，阅读过的不下二十几部，为何选择“粗鄙无文，士大夫多不屑寓目”的《三侠五义》进行修订？俞樾《七侠五义》序云：“尚书云有《三侠五义》一书，虽近时所出，而颇可观。余携归阅之，笑曰：‘此《龙图公案》耳，何足辱郑盫之一盼乎？’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乃叹郑盫尚书欣赏之不虚也。”从序看来，俞樾似乎感

4、于《三侠五义》艺术上的感染力而为之。俞樾喜欢民间说唱文学，而《三侠五义》的平民化，对世态的描写，自然深得俞樾的赞赏。但若分析一下，可发现另有一些深层原因。第一，源于俞樾对包公故事的兴趣。俞樾阅读过《龙图公案》及有关包公的戏曲，著述中有不少对包公本事的考证。《小浮梅闲话》中，俞樾通过《宋史》包公本传、李辰妃传考证包公与李辰妃的故实，这些考证出现在他修改的《七侠五义》第一回。俞樾还从其他笔记，辑得一些有关包公而未被小说家们发现的故事，如《茶香室丛钞》卷三《包顺》引宋王巩《甲申杂记》、卷四《包孝肃公子

5、妇崔氏》引宋韩元吉《南涧甲乙集·庐州重建包二公祠堂记》、《茶香室三钞》卷二三《张清风》录明郑仲夔《耳新》载张清风事及《茶香室四钞》卷二十《包孝肃为东岳速报司》引吴翌凤《逊志堂杂钞》载有关之事等等。俞樾对《龙图公案》里的八大王亦做了考证，见《茶香室丛钞》卷二《八大王》条，《七侠五义》第一回末亦作了说明，还增加沈俶《谐史》有关八大王的记载。这些说明俞樾对盛传的包公故事颇为留意。第二，源于俞樾对古代侠义之风的激赏。俞樾在《七侠五义·序》盛称小诸葛沈仲元“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可见对侠义之会心。从俞樾的

6、著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俞樾对民众的高义与侠烈行为相当推许和赞赏。《五五》（《俞楼杂纂》卷四十三）中俞樾首列“五义”一门，以曲园叟名义论曰：“立人之道，曰‘仁义’，然余以为仁义非有二道也，义者所以行其仁也，是以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太公谓之义士，而孔子以为求仁而得仁。仁义岂有二哉。余观匹夫匹妇之所为，有士大夫所不及者，殆古之所谓义士者欤。孔子不云乎‘义以为尚’，故着斯篇。”《五义》第一则的王全，《五奇》第一则虬髯公般的武昌舟人髯艄公，《右台仙馆笔记》卷三第十七则盗亦有道的“梁上君子”及卷十五第三十五则所写

7、的张翁与某翁等等，都是有高义的普通百姓和侠士。《三侠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恰好暗符俞樾对侠义的审美要求。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五鼠，以及智化、艾虎等，他们都具有劫富济贫、伸张正义而又身怀绝艺的特征。南侠展昭“真是行侠仗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拽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十三回）。丁兆兰亦言“你我行侠尚义，理当济困扶危，剪恶除奸”（六十回）。欧阳春更具有古代游侠的特征，也是《三侠五义》里惟一一个最后不受官家管束

8、的侠客。而如寇珠、余忠之类的小人物，寇珠“为人正直，素怀忠义”，余忠“作事豪侠，往往为他人之事奋不顾身”，为了救主，二人都甘心失去自己的性命。还有张别古，“好行侠义”，与冤魂无亲无故，却一趟又一趟带乌盆上公堂，为其鸣冤。这些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品格都符合俞樾对侠义行为的欣赏。第三，《三侠五义》符合俞樾侠士与清官结合、共同戮力除奸的政治理想。《三侠五义》里侠士和清官生存的社会基础是“四海升平，万民乐业，真是风调雨顺，君正臣良”（第一回）。宋仁宗知人善任，近忠远奸。以包公、颜查散为代表的朝廷清官，铲奸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