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俞樾学术思想的几点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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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俞樾学术思想的几点局限【内容提要】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在传承传统学术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在晚清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但是俞樾的思想立场较为保守，“守先待后”、维护传统道德和文化是其治经治学的基本宗旨。从这一宗旨出发，他对西学持淡漠态度，过于强调传统学术对于道德教化的“致用”功能；他还存在以疑似之见立说、以己意改经的倾向。【摘要题】近代人物【关键词】俞樾/西学/道德教化/疑似之见【正文】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晚清同光年间“最有声望”[1](p.5)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

2、。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着力重建传统文化，俞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大力揄扬。他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以“梯梁后学”为学术取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一方面遍注“群经”、“诸子”，对传统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并归纳出古文“文例”88例，为后学者从事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他潜心经史教育，主持杭州诂经精舍及其他重要书院达30多年，门生弟子数以千计，其中章太炎、黄以周、张佩伦、缪荃荪、吴昌硕、崔适、朱一新、戴望、吴大澂、谭献、宋恕等均在近代学术界享有盛誉。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特殊历史阶

3、段，他对于传承以经学为核心的“国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对晚清学术乃至日、韩学术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晚清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俞樾的研究长期受到忽视。1972年台湾出版的《俞曲园学记》(曾昭旭著)是学术价值较高的一部著作，它对俞樾的学术成就进行了系统评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俞樾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大多局限于文学、方志学、考据学、中医　　　　二、过于强化经学的致用功能，具有以学术比附道德教化的倾向俞樾不仅对传统道德持保守立场，还特别重视道德实践。他一生以“卫道”自任，俨然传统道德的守

4、护神，维护、表彰和阐扬传统道德，似乎已溶进他的生命之中。早在河南学政任上，俞樾就特别重视人伦教化，曾上疏奏请以公孙侨从祀文庙，以圣兄孟皮配享崇圣祠。罢官以后，他仍以人伦风化为己任，自言不敢“默然而息”[2](卷四，p.1)，于“名教乐地”“未肯多让”[11](卷五，p.8)。他的杂文集收录约750余篇杂文，其中关系妇女的有130余篇(含夫妇合传)，都突出歌颂“妇德”这一主题，其他杂文也以表彰忠节、孝行、义行为主，即使普通的人物碑铭亦多突出碑主德行。在他的诗集中，表彰忠孝节烈的内容也不少。他的笔记小说则几乎完全以“劝善”为

5、主题，“刲股疗亲”、“以身殉夫”等愚昧行为都被作为正面典型大力表彰。他主持修撰的地方志，同样是这方面的内容连篇累牍。因此，当时人们对俞樾便有善于“写德”的评价。俞樾强烈的“卫道”精神直接影响到他对经典的校勘、训释以及学术取向。他在校释群经时，一旦涉及道德教化，便会陷于先入为主和主观武断。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论语》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俞樾训释曰：“季氏聚敛，乃民聚而非财聚。盖冉子为季氏宰，必为之容民蓄众，使季氏私邑民人亲附，日益富庶。”[12](卷三十一，p.1)《论语》云：“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俞樾在训

6、释中强调，子贡并非不受教命，只是“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12](卷三十一，p.1)《论语》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俞樾训诂该句时指出，两“不”皆语气词，“分”为“粪”之误，因谓“不勤，勤也；不分，粪也”。他认为此乃丈人自言：“惟四体勤，五谷粪而已，焉知尔所谓夫子！”并非以此责子路。[12](卷三十一，pp.7～8)《尚书·泰誓》云：“时哉弗可失。”俞樾认为：“武王为天下除暴乱，非争天下也。”因谓武王不可能有如此不仁之言。他断言：“《泰誓》之伪，即此可见，若徒推求於字句之间，抑末矣！”[2](

7、卷二，p.8)以上训诂虽异于前人之说，却并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多为推论之言。揆其意，盖以为前人笺注有损圣人及门徒作为道德典型的形象，故出此言。俞樾之经说，诸如此类者尚有不少。不仅如此，俞樾品评历史人物亦往往从道德教化出发，常以因果报应为说。例如他论晋文公：“有阴谋者，必有阴祸”；晋祚之所以不永，实乃晋文公“谲而不正”之报[2](卷一，p.2)。他论马援亦与此相仿。为了宣扬因果报应，俞樾颇佑《左传》以成败论人。他说：“孔子作《春秋》，微其文，约其词，於当时诸侯大夫之罪，未尝斥言之也。夫使当时诸侯大夫之罪而皆著於后世，则人将

8、以天道为疑，天道不信於天下，而天下乱从此起矣！”因此，他认为《左传》以成败论人，于齐之陈氏，晋之韩赵魏，以及陈、蔡、江、黄诸国，皆著其所以兴之之理，使善有所慕，恶有所惧，是“深得圣人之意”。他还强调：“左氏不以成败论人而务得其实，则可免后世之讥，然其为天下祸且愈以烈。”[2](卷二，p.5)由此不难看出，俞樾本人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