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主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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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学的主体理论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伦理学反省，其异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伦理学，最基本者乃在其对于道德行为的实践“主体”(practicalagent)[1]──“人”，有其独特的看法。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人的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便是在“生命”上，中国哲学乃生命的学问。由于关心、重视人自身生命的意义及其完成，所以“重德”是自然的发展，中国思想的反省方向亦自此决定了以人生为本位，重实践、重体验、重智慧的开发，而非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对自然宇宙、对外在世界进行抽象式的对象化思维，或以知解、成立客观知识系统（包括

2、以人作为观察的对象以成之客观知识）为务。在中国哲学中，人对“自我”的发现，大都不涉及对象认知的问题，而与生活实践或生命体验有关。对“自我”的说明，乃即对“人生意义”的说明，这不是产生于纯粹好奇求知的思辨兴趣，而是根于我们存在生命中痛痒尤关的存在焦虑（existentialanxiety）；我们不应该将“人生意义”对象化而作为理论理性研究的外在对象；不是我去问、去观察、去分析“人生”的意义何在，而是“人生”不由我去选择地向“我”提出唯一的存在问题：“我”的“意义”何在？　　在此，牟宗三先生发明了“纵贯系统”与“

3、横摄系统”二概念以说明中国哲学的特质[2]：所谓“横摄系统”，乃指以认知活动之所得，建立有关认知活动本身和认知活动的对象的经验世界的知识，大体相等于科学知识（形式科学与经验科学）。牟先生指中国哲学并不在此显光采，中国哲学的特质在成立了他所谓“纵贯系统”。牟先生自创之“纵贯”一词，乃一生动的形象性的说明，以中国哲学自身语言出之，“纵贯”乃“天”“人”纵向关系的贯通和合一，以“下学而上达”、“天命之谓性”、“天道性命相贯通”等义理为背景。牟先生指“纵贯系统”乃能开“主体之门”、并开出有“最后指向”的智慧系统。[3

4、]笼统言之，这即是指以实践主体（的价值感知、实践行动和境界体会）为基础以说明解释存有（包括人生，天地万物，一切法）之一套学问。这里所谓“最后指向”大体就是指终极关怀而言（ultimateconcern），对最后实在的觉悟与诚信；而“主体之门”之意则较特别，因为牟先生的哲学认为只有中国哲学才能真正“开出”“主体”：“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发展的路向不同。中国文化并未否定客观面，而是暂时撇开客观面，从主体这里看，而开主体之门。主体之门在西方始终开不出来[…]。反之，东方文化特重主体，而开主体之门；不但儒家如此，道家、

5、佛家也是如此。”[4]在此可以肯定的是，牟先生所讲的“主体”与西方近代认识论传统的“主体”有深刻的不同。关子尹老师便曾说：“当代中国学者中，牟宗三先生对主体性持一很独特的看法。他对主体固然很重视，但却不是顺着西方讲，而是强调中国传统对主体有自己的一套。其立论另辟蹊径之余，某一意义上似乎还要把"主体"理念"据为己有"。”[5]可知牟先生以其“主体性”观念，作为其中国哲学诠释系统的重要观念，结晶了他理解中国哲学的特殊立场，而不可纯以西方观念理解之。　　另外，“纵贯系统”与“横摄系统”之所以能成立，乃在其各自的真理

6、宣称(truthclaim)有不同的意义和基础。此中问题牟先生曾以“内容真理”与“外延真理”的分析以图说明之。[6]大体来说，“外延真理”假定了主客对列的认知关系，相当于逻辑实证论者所指，全部有认知意义的、可被证立（justified）为真的知识。但实证论者更进一步，把可以客观地证立的分析地真与综合地真的命题看成就是真理的全部，除此以外都是主观的，都不是真理，例如文学或儒家义理，都只是“概念的诗歌”。相反，牟宗三先生却反驳这种真理观过于狭窄，他指出中国哲学作为“纵贯系统”有其不可磨灭的真理性，即所谓的“内容真

7、理”：这种“真理”系属于生命与“主体性”，简单言之即“主体”的价值的觉知、境界的体会，指出这种觉知体会可有其普遍性，并且往往须要通过工夫修养以扩充开显，牟先生以“强度量”名之，以与可对象化而量化的外延真理的“广度量”作对扬。事实上，“纵贯系统”即牟宗三先生讲的“实践的形上学”，乃儒、释、道三教的共法。[7]但是，牟先生说，“‘纵贯系统’一词用在儒家最为恰当。所以我们虽然以这个词语来概括三教，但实际上是以儒家作标准。”[8]这是由于牟先生对于道家与佛家作出了“纵贯横讲”的判分，认为两家并未积极处理实有的问题，于

8、是认为儒家是最恰当的纵贯系统。这里不对“纵贯横讲”的问题进行讨论，只明：这“内容真理”之站得住与否，关系到“纵贯系统”能否言之成理，能否澄清并证成其普遍性，可谓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关口。所以，虽然没有言明，“内容真理”之问题一直是牟宗三先生的一个理论关怀，看其孜孜于“智的直觉”理论的建构可知。可以想见，这“内容真理”的证立与“外延真理”的证立的方式与基础是极为不同的。牟先生所讲的“智的直觉”已扭转了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