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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领域前沿热点问题研究综述代栓平1，何翠翠1（1.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当前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我国目前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以及如何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日益成为该领域的重要话题。本文就是针对上述问题，汇集各家观点形成的一篇综述性论文。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中等收入者；国有经济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21一、对中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认识(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最高并且仍在扩大表一反映了1995年以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情况。表二选取了1995年和2002年的城镇、农村以及全国的基尼系数进而反映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21表1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对照表单位：元年份农村人均纯收入(a)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a)差额(b)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b)19951557.704283.02725.302.7519961926.104377.22451.102.2719972090.135160.33070.172.4719982161.985425.13263.122.5119992210.345854.03643.662.6520002253.426280.04026.582.7920012366.406859.64493.202.9020022476.007703.05277.003.11(a)列数字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当年数据(b)列为笔者计算所得表2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1995年与2002年的比较基尼系数城镇农村全国2002年0.3190.3660.4541995年0.2800.3810.437来源：李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载于《财经》2004年第3、4期合刊21从表上可以看出21 ，从1995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渐扩大，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当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2个百分点，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从1995年到2002年，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上升幅度最大，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然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从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1]。（二）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表3给出了东部、中部、西部对国家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以及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表3全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地区分解分析2002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泰尔指数（a=0）0.1100.1040.1200.032贡献率（%）30.128.432.88.71995年泰尔指数（a=0）0.1420.0880.0850.025贡献率（%）41.725.925.07.5来源：李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载《财经》2004年第3、4期合刊21一个重要的估计结果显示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的提升，从7.5%提升为8.7%。这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不是缩小。除此之外，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下降了11.6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各自的内部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都在上升。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贡献率提高了近8个百分点[2]。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990年城镇居民收入人均最高的省份（广东）与最低的省份（内蒙古）的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是1154元，1995年增至4576元（最高的是广东，最低的是内蒙古），2000年增至6994元（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山西）相对差距则由1990年的2.00倍增至1995年的2.60倍（龚红娥2000）。21（三）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通过表四的数据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自从1997年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比状况。表41997年以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照表单位：元年份最低收入户（a）最高收入户(a)差额(b)最高收入户是最低收入户的倍数(b)19972430.2410250.937820.694.2219982476.7510962.938485.414.4319992617.8012083.799465.994.6220002653.0213311.0210658.005.0220012802.8315114.8512312.025.3920023003.0017353.0014350.005.78(a)列数字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当年数据(b)列为笔者计算所得21 表中的数据资料告诉我们，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绝对差额1997年为7820.69元，到2002年就上升到14350.00元；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也由1997年的4.22上升到2002年的5.78；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97年到2002年间仅增加572.76元，同期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增加7102.07；200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1997年相比，最低收入户仅增长23.57%，而最高收入户则增长69.25%，这就是说在城镇中，1997年到2002年期间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不仅绝对差距，而且相对差距也在扩大。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若考虑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其差距会更大[3]。（四）行业间的差距变化表5显示在1990年代工资水平最高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与工资水最低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之比不断增大。在1990年代初，两者之比在1.8左右，1990年代中期，两者之比扩大到2.2倍左右，到1990年代后期，两者之比扩大到了2.4倍左右，2000年达到了2.63倍。如果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没有根本的变化，这种差距还会继续扩大[4]。21表51990年代以来不同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收入差距的演变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99~00全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元/人）2140234027113371453855006210647074798346937115.9农、林牧、渔业0.720.710.670.610.620.640.650.670.610.580.5512.9采掘业1.271.261.181.101.031.051.041.060.970.900.8911.9制造业0.970.980.970.990.940.940.910.920.940.930.9315.5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1.241.251.251.281.361.431.421.491.401.381.3717.1建筑业1.111.131.131.121.081.051.101.031.000.960.9313.9地质勘察水利管理业1.151.161.191.101.201.081.061.111.061.061.0314.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1.131.151.151.271.251.261.271.331.311.321.3117.6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0.800.850.810.790.780.770.750.750.780.770.7714.7金融保险业0.980.961.041.111.451.341.351.501.421.441.4420.4房地产业1.051.071.151.281.391.331.341.421.381.381.3518.921 社会服务业1.011.041.051.061.111.091.091.171.111.101.1016.9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1.031.011.041.011.131.071.091.171.141.161.1717.3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影视业0.990.961.000.971.080.990.991.041.001.021.0116.2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1.121.101.151.161.361.241.301.401.371.391.4518.9国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0.990.971.021.041.091.001.021.081.041.081.0716.9其他-------------------1.001.151.141.161.061.131.211.1818.6最高为最低的倍数1.761.781.862.122.382.232.182.262.352.492.63-----图表说明：本论文转引该表自曾国安，胡振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原因、影响与调节政策（上）》载于《经济与税务》2003年第2期21（五）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收入差距拉大表六的数据反映了不同所有制形式单位职工的工资对比情况，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从1990年开始，公有制经济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与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收入的相对差距呈现一种不断扩大的态势，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却又经历了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从国有单位与非公有制单位职工的收入水平来看，却是一个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通过与平均工资相比，国有单位、其他非公有制单位的职工工资高于平均水平，相反城镇集体单位的职工工资收入却低于这个水平；同时从超过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绝对数来看，也是呈现着持续扩大的趋势。如果再考虑它们的福利收入，在福利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他们获取这种政府转移的收入的机会是不平等的，国有单位、非公有制单位的福利情况是优于城镇集体单位的，所以居民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将会更大。21表六1990年以来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演变年份平均货币工资（元/人）与平均工资之比（倍）与城镇集体单位平均工资之比（倍）超过城镇集体单位平均工资的绝对数（元）平均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其他单位国有单位其他单位国有单位199021402284168129871.070.791.401.781.36130660321 199123402477186634681.060.801.481.861.331602611199227112878210939661.060.781.461.881.361857769199333713532259249661.050.771.471.921.362374940199445384797324563031.060.721.391.941.4830451552199555005625393174631.020.711.361.901.4335321694199662106280430282611.010.691.331.921.4639591978199764706747451287891.040.701.361.951.5042772235199874797668533189721.030.711.201.681.4436412337199983468543577498291.020.691.181.701.48405527692000937195526262109841.020.671.171.751.53472232901991~2000年平均增长率（%）15.915.414.113.9———————21图表说明：（1）国有单位的数据、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的平均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国有单位和其他单位的平均与城镇集体单位平均工资之比、国有单位和其他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超过城镇单位平均工资的绝对数系根据原始数据计算而得。（2）原始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3）本论文转引该表自曾国安，胡振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原因、影响与调节政策（上）》载于《经济与税务》2003年第二期21（六）财产占有量高低悬殊以金融资产为例，把全国城市居民户人均拥有金融资产规模划分为五个层次（各占20%）1999年6月末，最高档居民户人均拥有金融资产146615元，最低档居民户人均拥有4298元，二者之比位34：1[5]。在财产占有上的差距另一表现是在房产的占有上。近年来，随着住房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公有住房的出售，城镇居民拥有私人住宅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大。有资料表明，截止1997年底，全国城镇拥有有效住宅总量为36.54亿平方米，其中私房11.83亿平方米，全国可以出售的公房的50%以上（约9亿平方米）已出售给个人。停止福利分房后，个人购房的比重还会进一步扩大。因此，考察城镇居民的贫富状况，越来越不能忽视房产占有差别[6]。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面对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广大学者对这一突出问题的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大批有价值的观点。（一）收入来源差距论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居民收入形式呈现多样化，如果从合法性角度分类，笔者将众学者就收入来源的观点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种，但是无论是合法收入还是非法收入都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1、合法收入因素21 合法收入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种分析思路上，一是劳动者个人（或企业）占有要素不同；二是劳动者个人（或企业）的能力和机会把握不同。目前是否拥有私有资本已成为引起城镇居民收入分层的重要因素，因为拥有私人资本就可以获得利润、股息、及红利等资本收入。私人资本的占有方式及规模，对城镇居民的富裕程度具有重要影响[7]。同样有学者指出，对生产要素占有的初始不平等，导致企业之间苦乐不均，劳动者之间机会不均，从而造成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异[8]。清华大学魏杰教授指出在现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力差别必然导致人们收入水平的差别。并且一个人的能力能否被社会承认，社会能否对他的能力支付较高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所拥有的能力的稀缺程度，而能力能否转化为收入或转化为多少收入又取决于人们选择机会的勇气，因此选择机会的能力也造成了人们的收入差距。2、非法收入因素这些非法收入的主要渠道有：（1）披着合法经营的外衣，以造假、贩假、卖假为业，坑害消费者。（2）沿海、沿边一些地区的不法分子，靠走私贩私逃避关税，获取非法收入。(3)证券市场供求失衡，法制不健全以及监管不得力，部分人传播假消息，扰乱市场，从中牟取暴利。（4）房地产市场开放之初，有些房地产商炒卖地皮获得非法收入。（5）部分党政官员，靠贪污受贿，利用职权侵吞国有资产牟取暴利[9]。同时非法收入还应包含这样一些地下经济因素如贩毒、色情业、人口贩卖和网络犯罪（通过计算机网络虚设公司进行金融诈骗等）[10]。（二）发展与改革论对于收入差距扩大，早在20世纪90年代陈宗胜就提出了“公有制经济收入分配倒∪理论模型”按照该模型中国正处于从低收入转向中下收入阶段的过渡期，即从起步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前期，由于中国存在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那么在该阶段，两部门间的差别扩大，劳动转移程度加快，劳动差别随着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分布的扩大和白领阶层的出现而扩大，从而导致收入差别相应扩大[11]。钟春平教授利用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增长的过程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就是新的机会，获得新机会的个体或的新的更高的垄断利润，这样就会造成收入差距拉大。并且通过对中国的行业工资数据进行基的方差分析表明增长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振荡扩大过程[12]。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罗楚亮则利用1990年——1995年和1995年——1999年两个时段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混合数据检验了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差距与收入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虽然存在收入对收入差距或收入差距对收入的因果性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具有单调性，因此不能断言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确定的单调性联系，而相反经济改革与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相关性[13]。（三）市场制度政策因素论有学者指出市场缺陷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现阶段市场缺陷的主要表现在垄断尚未受到有力约束，因而使得一些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商品市场的价格双轨制产生了寻租行为，以及由于资本市场的不成熟所导致的过度投机，这些势必使得居民收入分配的扩大趋势变得更大。（王福重1997）另外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完善，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流动，使工资机制丧失了差距诱导功能，从而难以在全社会形成均衡工资。由于劳动者不能自由择业，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一经形成就难以改变，这种现象在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中尤为明显[14]。在对政策因素研究分析上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收入分配领域逐渐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合理拉开收入差距的政策，在国家机关逐步实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在企业实行工资与效益相挂钩，从而为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开奠定了制度因素[15]。也有人指出由于制度的滞后，致使少部分人利用政策真空而暴富，例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的所谓21 “价差、汇差、利差、税差”[16]。同时国家的宏观政策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例如国家的政策倾斜，致使内地沿海收入差距拉大。学者唐爱松（2003）指出国家的教育产业化也在使收入差距在扩大。近几年的学校产业化，大幅度提高学费，使低收入者难以负担，由于所受教育有限，择业面窄，收入低。这样在农村形成了恶性循环即愈穷愈接受教育少，所受教育愈少收入愈少愈穷，无形之中和富裕阶层及部分工薪阶层差距通过几代人的传递愈来愈大。（四）结构因素论在近年来的不断讨论中经笔者总结认为有下述3种结构因素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生影响：所有制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地区间二元结构。有学者认为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会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动，引起失业率的变化，从而引起了分配差距的扩大。同时改革所带来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非国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意味着资产所有权的变化即与之相关的资产收益权的变化，从而影响了收入分配变动，而因为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产权性质不同，其发展速度和效率是有明显差异的并且国有企业改革仍较为缓慢制度创新、体制转化滞后；同时非国有经济吸收就业能力正在弱化，所以这将扩大职工间的收入差距[17]。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目前资源分配上“城市偏倚（urbanbias）”和农村行政管理机构改革滞后，管理职能界定混乱，致使乱摊派现象严重，农民增收困难，再加上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基础性事业的投入长期严重不足，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18]。地区二元经济结构是形成地区收入差别的根本动因（宾建成1997）根据威廉姆森（williamson.J.G）的地区倒∪理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收入差距慢慢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就基本保持一个平衡阶段，然后下降。在我国，地区结构差异其实是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及城乡结构在不同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综合体现[19]。（五）外商投资及相关因素论外商投资主要通过产业链条、外资部门的就业增加、资金吸引以及对外贸易的带动来影响外资部门与非外资部门、外商投资活跃于稀少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了地区间，尤其是东、西部地区之间，和全国的收入差距扩大[20]。另外，对外开放造成的新旧制度并存（如双重汇率制度）等缺陷，也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个原因（陈宗胜周云波2001）。三、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02年的基尼系数已经扩大到0.454，已经高出了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那么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一）收入差距扩大的正效应沈伟、任静通过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分配政策认为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多劳多得”，“多投入多得”，合理拉开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极大地调动了城镇居民的生产和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21]。（二）收入差距扩大的负效应1、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由于中国长期受“不患寡而患不均”21 的思想影响，人们对收入差距扩大比较敏感，由此就会造成心态失衡，会给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造成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因素[22]。2、对有效需求产生制约有学者认为近几年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来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作用，收入差距扩大使全社会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明显减少[23]。学者杨天宇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图式，将城镇、农村视为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通过二者的收入对比，提出一个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有效需求的理论框架并建立模型。其模型如下：△C=C城—C乡，则△C=ƒ（e）=Y城µ—Y乡ｖ（C城表示城镇居民对对农产品的总需求，C乡代表农民对城镇工业品的总需求，△C表示需求之差，e代表收入差距，Y城、Y乡分别代表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总收入，µ、ｖ分别表示城镇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系数、农村居民对城镇工业品的需求系数）需求差额△C是收入差距e的函数，µ、ｖ需求系数同时也对△C产生影响[24]。从城镇居民的角度看，城乡收入差距刺激了工业品相对于农产品的过剩供给，间接导致工业品过剩；从农民的角度看，工业品过剩表现为城镇可以轻松地买下与工业品价值相等的农产品，而农村则无力购买与农产品价值相等的工业品，即城乡收入差距直接导致了工业品的过剩。这使农村居民对城镇工业品的需求低于城镇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而由于二元经济结构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这种差额不但不能提高农民收入，反而使农民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更加恶化，从而进一步增加需求差额，对有效需求形成进一步制约。3、收入差距扩大引起了投资不足。有学者认为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降低，从而降低了投资热情，投资需求减少[25]。也有学者收入差距的扩大使总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投资乘数效应也迅速降低，最终导致全社会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如此一来就会形成汉斯•辛格所指出的收入——需求——投资恶性循环，即“大多数人的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致使国内市场狭小，投资引诱不足进而导致生产率低下，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周而复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26]。4、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由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会导致劳动力素质的差别，劳动力素质差别的存在则会导致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是居民经济机会不平等的重要方面，并且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引起的收入差距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27]。收入差距的存在对低收入居民的劳动供给可能产生完全两种性质不同的影响，一种可能是低收入居民为了增加收入，缩小与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增加劳动的供给；另一种可能是低收入的居民因收入过低或增加劳动所能增加的收入低于其期望的水平，会不愿意劳动。而对高收入居民来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闲暇价值会不断提高，人们更愿意把时间投入于娱乐、旅游等消费活动上。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会减少劳动供给，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28]。5、对权利平等的影响由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使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地位，而由于法律服务、出版、教育、服务、卫生服务等等都是可以引入市场交易的，货币选票的多少就决定着谁能得到更多的服务，谁有能力按自己的意愿迁徙，谁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权利的平等不是无条件的，只要存在收入差距，就会损害权利平等[29]。6、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利影响21 适度的收入差距能够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收入差距过大会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由于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过大的收入差距会使经济资源不能达到最优配置状态，另一方面会出现少数高收入居民的奢侈性消费，从而就会使很多的经济资源被少数人生产奢侈品，从而导致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劣化[30]。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分析关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分析上，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多方面的宝贵意见。（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控制和缩小收入差距，根本出路只有加快发展而不能搞平均主义，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必须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解决。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经济水平搞上去了，才能减轻和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31]。（二）完善税制经验表明，不健全的税制本身是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只有健全的税制才能有助于防止和解决社会收入分配过度不平等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可做。例如，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公司税的征管制度，执行更为严格的税务稽查制度，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尽快开征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等。在此基础上，政府的税收与转移支付相结合，就可以直接改变社会收入分配的格局[32]。（三）拓宽就业渠道，减少因失业导致的贫困政府有关部门应建立各种形式的再就业培训基地，规范就业市场及中介服务收费，根据失业职工的不同特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职业技术的培训提高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能力；要积极培育中介组织，广开就业信息，为失业职工进行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帮助自谋职业的失业职工解决实际困难[33]。（四）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一是逐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范围要覆盖城镇全部企业，事业和机关单位所有职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到广大农村。二是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并积极探索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方式，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三是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中实际上已出现的和形成了一个收入水平低，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的现实，必须尽快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五）加强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首先，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收入。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应运用收入再分配政策协调地区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再次，运用法律手段控制打击非法收入[35]。要加强国家在立法，执法及监管方面的力度，规范分配秩序，避免权力垄断，打击寻租活动并将之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坚决有力持续全面地打击违法经营活动，断绝非法收入来源[36]。（六）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一是要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要制定命令的价格政策，改善农业生产贸易条件，消除农产品国家订购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异，提高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率，使农户的储蓄和其他资金，积极地用于农业生产，而不是通过金融系统流向收益率更高的部门。二是要完全开放劳动力市场，彻底改革现有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如果把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城市的各种补贴制度改革相配套，实现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国民待遇，将有助于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缩小城乡居民差距[37]。21 （七）深化所有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我国在集中精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时，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相应对策。一是要深化所有制改革，为各种经济成分充分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消除体制结构反差引起的差距扩大因素。二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产业协调发展，消除收入差距产生的产业结构因素。三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消除阻碍城市化进和的体制障碍，合理引导并加快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结构，使城乡经济结构的改善与收入差距的缩小之间形成正确，有效的传递机制，避免“有增长而无发展”局面的再现[38]。（八）发挥第三种力量的调节作用第三种力量是指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之外的力量，包括营利机构，非营利机构（宗教组织，民间团体等）和居民个人。居民得自这些机构和个人的收入一般为转移性收入，不过从收入调节的角度看，也可以将其视作为调节的一种力量，营利机构得非营利机构有及居民个人通过无偿地向受授居民提供实物或货币形式的援助，会使受援居民收入增加，居民个人可基于血源关系、姻缘关系、同情心等而向他人提供援助，这会使授援者收入减少，受援者收入增加。因此，第三种力量能够发挥收入调节作用，消减居民收入差距不能排斥第三种力量的作用[39]。（九）要关注信息收集与分析在收入分配研究和政策制定中，我们还未建立一套信息统计分析系统，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建立一个收入分配信息统计系统，包括指标体系，数据调查，测量方法和分析系统；二是在劳动保障部门设立劳动统计会（局），不能将统计分析作为一项临时性工作，而应将其作为一项常规的长期的工作来研究和解决[40]。三是解决信息的动力机制问题，如何让企业愿意提供真实，准确的收入分配数据，需要我们在国家宏观层面上进行研究和解决。另外，建立透明的收入系统和政府收支，公共建设系统也是一项重要的举措[41]。（十）改革企业收入分配制度，限制垄断行业收入水平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直是重头戏，关于经营者收入分配制度问题，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要看到提倡管理要素参与分配，既降低了风险，也将使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二是要确定企业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防止经营者自己奖励自己，是建立和完善经营者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机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三是要健全企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经理层的职能要明晰，建立起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四是完善经营者的市场选聘机制[42]。垄断行业的利润水平和职工收入水平一直很高，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政府要制定，消除垄断，鼓励竞争的法律法规，对垄断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二是加强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力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三是加强对垄断企业所得税的征管，主要是加强所得额的审计；四是加强垄断行业职工个人所得税的监管，这是是缩小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最后一道防线[43]。（十一）解决农民问题从前四个五年计划时期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显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农民构成了低收入群体的大部分，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自然也就成了减小收入差距的重中之重。那么如何来调节农民的收入呢？1、要加快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21 加快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转移，取消各种保护城市就业政策，以及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改善政府服务和政策环境，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就业；引导和促进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保留进镇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收益的分配权，吸引更多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44]。2、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税收制度。农业税收制度的总体思路是：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改现行对土地征税为对进入商品市场的农产品征收商品税，对农业生产者的生产所得征收所得税；并且按照国际惯例，对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者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农业税制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将农业特产税并入农业税；将农产品增值税税率统一为17%，并对进口农产品按17%征收；每年减少征收20%的农业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对农民销售自产的农产品恢复征收增值税，逐步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率；农产品加工行业率先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从长远看，要建立农业生产单位所得税制，逐步创造条件统一城乡房地产税制[45]。3、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今天，农民，尤其是纯农户，在农用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市场信息的获取等诸方面都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人微言轻，初级产品生产者的农民群体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经济弱势集团，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迫在眉睫。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发展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购销大户和农民经纪人，积极推进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从2004年起中央和地方要安排专门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信息，技术培训，质量标准与质量认证，市场营销等服务，有关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兴办仓储设备和加工企业，购置农产品运销设备，财政可适当给予贴息”，可以预见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农民经济组织的创新和发展[46]。4、积极推进农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把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和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作为核心，加大优质农产品生产力度，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形成优势农产品产业地带。提到这点，刘泽民指出要加大对农产品“龙头”加工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特别要解决好“龙头”企业的利益机制和规模效益问题[47]。5、弱化行政机构，市场化改造农村。十届人大代表王守臣说,现在,要改变“行政村”的概念,村的行政机构应该弱化.可以把行政村变成商业性的合作社.他认为,这样一来,不但可以推动农村分工分业,把一部分人变成经济人,把行政村改造为合作社这一经济实体,也可以促进土地在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科学的流转,这就是农村经济的第二次飞跃.王守臣代表认为，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应该更多地学会用市场的方法使农民致富。他说目前，农民的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是分割的、是孤立的。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环节比较赚钱，但农民进入不了，无法享受二产和三产带来的利润分配，所以往往是农产品价格很低，但制成品的价格提高，比如：各类饼干和薯片等。因此，在乡村市场化的基础上，要大力推进农业的产业化，提高农业的现代化组织程度，把各个环节的利益机制建立好[48]。6、推进农业产业化。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建立和健全农业产业化运行机制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农业产业化的支持体系，加强对主导产业的引导，培育和发展，改革土地流转机制和改进利益分配连接机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49]。7、加快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和金融服务体系的改革。要进行农村市场流通体系改革，一是要引导和推动各类龙头产业发展农产品和农资连锁经营；二是依靠基层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积极发展连锁经营；三是鼓励各类龙头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推行连锁经营；四是引导农民积极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组织；五是积极引导批发市场拓展业务范围。金融体系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拓展商业性农业，农村保险业务[50]。8、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我们要大力培养各类合作组织，行业协会，大胆改革原有“官办”性质的协会组织，要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21 的原则，积极稳妥地组织实施，不断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和经济实力。入世后，按照国际规则,大量的绿色扶持政策是通过专业合作组织来实施的。所以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积极引导现在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组织章程，自律制度等[51]。9、加大对农村教育和农民培训的投资力度。在现实条件下，有学者建议对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中的绝大部分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开支，而仅让基层城县级政府承担极少部分的财政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中央财政预算的扩大，将可通过适当降低中央财政返还给地方政府的税收比率来解决。由此，农村的基础教育将会逐步走向免费。另外，政府部门在对农民进行的诸多培训中应该重视将培训内容与农业科技推广的工作有机结合，以促进现代生产工具的技术在农村得到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推广[52]。10、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首先应采取农户集资与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方法，以县为单位建立农民重大疾病保险，并建立农民重大疾病保障基金；其次要加大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改善乡村两级医疗服务条件，提高他们的医疗服务能力，以解决农民病有所医的问题。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首先应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扶持力度，适当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其次应提高基金的保质增质能力，以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问题；再次是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保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性，并做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工作。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险制度，应参照国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根据各地的经济实力，以县为单位，建立起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53]。11、加强对农业的投入支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条件。投入的重点包括如下方面：（1）集中力量抓好大江大河大湖治理等骨干工程建设和天然林保护工程，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生态综合治理等生态环境建设。（2）通讯以及医疗卫生设施等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3）大力支持农村“三大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业支持保护体系。（4）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重点支持基础研究，重大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推广应用[54]。五、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国企改革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建立一种和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已经是国企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分配制度的改革是整个国企改革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环节，只有找到一种适应国有企业发展的收入分配制度，才能调动各层次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劳动者的创造能力，增强企业职工的利益意识，才能促进国有企业可持续、有效益地发展，真正发挥国有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作用。在过去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国企改革进程中由于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国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导致了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行业的企业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象。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探讨，在其原因分析上主要有以下主要观点：宋冬林认为企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政策性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政府针对过去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的弊端，在所有制关系上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为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乡镇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制定和实施了各种优惠政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非国有经济的逐步发展。然而不能不看到，同样作为市场主体，国有企业不但没有享受优惠政策的种种好处，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社会义务，再加上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尚未理顺，政企没有彻底分开，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55]。21 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政策失误，但是也有部分国有企业由于其所占部门的特殊性，如钢铁、航空、邮电等，也就是说由于部分行业仍然是国有垄断行业，这类企业存在一部分较高的垄断性收入，造成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过大[56]。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国有单位的职工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制度，职工的劳动报酬包括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两部分，所以国有单位职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也不大。而在近年来，航空、邮电、铁路、金融等行业的国有单位职工不仅收入水平较高，而且住房福利待遇优越。如1997年航空、邮电、铁路、金融这些行业的国有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分别为15304元、12065元、11249元、10025元。而相反如制造业、采掘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的国有企业职工不仅收入水平低，而且面临失业和下岗的问题。这样国有单位职工之间的利益就出现了分化的趋势[57]。同时由于部分国有企业所占据的行业在改革的进程中并无充分的选择权，转产困难，成为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余秋华1992)。在我们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国有企业职工进行了精简，实现了下岗分流。站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上讲，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的人员负担剥离与转移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而就是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市场发展还不够充分而不足以消化全部的富余人员，在加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挤压，致使城镇地区大量失业下岗人员必然出现，这也促使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58]。李实等通过对1995年的城镇职工收入状况的调查，得出该年有过下岗失业经历的人员的平均收入比其他城镇职工低37.9%，一个在亏损企业的下岗职工要比一个在盈利性企业的上岗职工的收入低60%左右，如果把所有失业和下岗职工的样本从1995年的大样本中除掉，城镇职工工资收入的基尼系数将会降低1.3个百分点。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虽然并未特别指出在国企改革过程出现的某些政策不配套对收入差距扩大产生了影响，但是从他们的分析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推断出这些薄弱环节将会使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些因素有：第一，对下岗职工的经济补偿并不能足额兑现。国企下岗职工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凡有下岗职工的国企7成以上都是亏损企业，经营困难、效益差、负债累累、拖欠工资、养老金和各种社会保障，连在职职工利益都不能保障，更何况拿出足够的钱来支付下岗职工。第二，我国现有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职工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因为在我国，除东部沿海外，大部分地区社会保障体系脆弱，失业保险支付能力严重不足，不仅历史上无积累，而且新建立的失业保险存在收缴困难，欠费严重，保险余缺口大，累积的保险金也仅能够数月支付额度。第三，下岗职工就业难。因为下岗职工近60%属于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技术单一的中老年职工或女职工，其知识与技能结构都与目前的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59]。另外有学者指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政策上对道德风险问题估计不足，不仅在改革的旗帜下掩盖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特别是在国企股份制改造方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个人、集团甚至把股份制改造当成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而且把国企改革的各种风险几乎都转给全社会来承担，这种无序化体制因素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生活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60]。（二）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思路对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问题制度改革的问题，众学者从基本制度以及具体实施思路都进行了探讨。1、从基本制度保证看，首先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从企业角度讲，就要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主要是增强税收刚性、消除乱收税、费挤税现象，为强化企业预算软约束，塑造真正独立的企业法人创造条件。同时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适当降低税负水平，做到税种一致、税率一致、优惠一致，为各类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61]21 。其次要坚决贯彻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决定》中就指出：“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实行董事会，经理层等成员按照各自职责和贡献取得报酬的办法；企业职工工资水平，由企业根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企业经济效益决定;企业内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适当拉开差距，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只有允许技术与管理因素参与收入分配，才能使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杨宜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可以凭借其管理才能——这一特殊的人力资本获得相应的报酬，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这样充分调动了广大劳动者劳动积极性创造性，激发了广大科学人员、社会科学工作者、经营管理专业人员、技术工人和企业主的创新活动和创业精神[62]。2、基本政策措施的构建纵观各学者的讨论无论是人力资本讨论入手，还是从激励原则切入，基本是在一个基本的分配框架下进行的。首先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最大的出资人、所有者，那么国有企业的很大一部分收入要以利税的形式上交国家，目前国企占全国企业总数的1/3，但上交税款却占全国企业纳税总额的74%，所以政府要给国企以休养生息的时间和政策[63]，企业每年向国家交纳的资产所有权收入（红利）应当视企业经营状况适当减少，也就是说留给企业足够的积累部分应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其次，对于企业收入消费部分的分配是许多学者的研究重点，本文拟从经营者收入和职工收入两方面来说明。作这种分类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在政企分开和产权改革两个方面。在这个条件下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开的，企业的经营者有充分的决策权，政府不能干预；而经营作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环节，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的调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其收入进行独立的思考，而不能与本企业职工工资相挂钩。对于生产经营者的薪酬结构讨论综合起来主要包括：基本薪金、业绩奖励、长期鼓励性报酬（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奖励）和福利性报酬。据调查，1997年美国企业家报酬结构为：基本工资42%、奖金19%、股票期权28%、其他福利11%（王战强1999）。基本薪金的确定主要依据企业规模和平均消费水平来确定，同时经营的资历、职位、经理市场的竞争程度及行业特性也是应当考虑的因素（綦好东等2002），它是经营者报酬的固定部分。业绩奖励是根据企业预先设定的业绩标准和指定的目标计划的完成情况来确定。经营业绩的衡量主要依据以下一系列财务指标：股票每股收益、净利润、固定资产保值增值率、上交利税、销售收入及市场成长和市场相对成功度等。同时綦好东等设计了简便的计算公式：K=I*R1*（1+r）*R2其中K：薪金奖励I：基本年薪r：业绩指标综合增长率R1：奖励薪金水平系数R2非财务指标调节系数[64]。长期激励性报酬，这种报酬与企业的经营绩效紧密挂钩，这种报酬最终能否实现及对现的程度将取决于企业长期发展的绩效。TowerHerrin咨询公司和沃顿商学院的合作研究成果显示，目前全美最大500家企业中有78%的企业对企业家实行经理股票期权（ESO）报酬制度。这种报酬制度具有长期的激励效应，合理地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且为企业聚拢了大量的优秀经营人才（叶克林2001）。21 福利性报酬主要包括社会保障、任命到期补偿、个人养老保险等。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能够解决企业经营者的后顾之忧，而且能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能够全身心地献身企业。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对于企业经营者的报酬确定无非是在强调两个问题，一个是约束，二是激励。同样对于企业的基本职工也必须遵循这两个基本原则，所以对职工工资的确定一要考虑绩效挂钩，二是考虑如何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纵观目前对此问题研究所形成的基本观点也主要基于上述两点的，对工资构成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员工月工资=基本工资和法定补贴+岗位工资+能级工资（王笑天2002，张伟大2003）基本工资和法定补贴是职工最低生活保障的需要，这部分工资的特点是在一个企业内部或地区不分岗位不分级别，是属强制性部分。岗位工资和能级工资是职工工资中的核心部分，是根据岗位的不同和工作绩效不同来制定的，它主要体现了不同工作岗位的复杂性程度和承受责任大小，以及职工的能力差别和工作绩效差异。岗位工作越重要、越复杂，承受的责任越大，岗位工作对企业的贡献越大，对职工的素质要求越高，员工的稀缺性越大，则相应的岗位工资越高。能级工资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岗位的差别，无论所处的岗位重要与否，只要能很出色地完成本岗位工作，就能够拿到能级工资；相反即使身处要职而工作马马虎虎也不能取得能级工资的待遇。这两种工资较好地体现了不同贡献不同报酬，是公平与效率的重要体现。除了对职工工资的构成进行了讨论外，学者们同时对职工工资的具体实施上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如在工资的确定问题上就有学者认为应当实行工资谈判制度，这不仅有利于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形成企业分配的约束机制；同时通过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沟通了解，彼此建立“共有企业意识”能够共同努力促进企业生产（冯虹等1998）。另外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度也是形成职工收入的重要渠道，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一种新的资金运作机制，目前实行仍有一定的不完善（脱佑慈2003）。但是它给企业劳动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的改善注入了新的生机，对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必将起到促进作用。六、关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其中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一个重要新思想、新观点。尤其是在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今天，其战略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而且达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同时这也是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在近两年来理论界对于如何界定中等收入者以及如何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和积极地探讨。（一）如何界定中等收入者对于这个问题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等收入者也即中产阶级，二者只是说法上的区别。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认为如果从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来说，这个中等收入阶层（国内学者大多数说中等收入者是中等收入阶层笔者注）与中产阶级大体相同。但我不提中产阶级，说到阶级就会由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让人容易联想到阶级斗争，这不利于这个阶层的成长[65]。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也认为中等收入阶层在国外通称为“中产阶级”英文表达为middleclass[66]，由此可见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阶层）与中产阶级从收入和消费角度来讲是相同的概念。所以许多学者借鉴了西方关于中产阶级的论述，同时结合中国具体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居民的价值观、生活习俗、心理素质等，对中国的中等收入者进行了探索性的描述和界定。21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宛丽认为中国现阶段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行为特征为：（1）在社会消费及生活方式上，讲究独特品味，惟西方格调马首是瞻;(2)开始形成特有的是生活领域的行为规范及交往准则，以不同程度的个性化行为抗衡传统价值评价，张扬个性；（3）关注自我的社会形象，追求社会成就，并具有一定的“精英化”“贵族化”的心态；（4）心身紧张，精神压力大，存在较强的“地位忧虑”；（5）关心并一定程度地投身社会公益事业；（6）对社会政治生活淡漠，热心社会经济改革，行为上既求稳务实，又积极进取[67]。这种行为特征的归纳为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提供了一个界定中等收入者的标准，而有的学者则从收入水平的角度，按照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成果，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起点为3470美元，最高人均收入为8000美元，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以后认为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为10000元——40000元即为中等收入者[68]。有的学者根据目前城乡收入水平结合城市化进展水平和国际参照标准认为在2020年前中国城乡居民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为人均年收入为15000元左右[69]。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研究”课题组认为，在国内所谓的“中等收入阶层”一般是指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旅游、教育等现代消费的人群。从消费的角度看，目前国内要过上“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需要家庭中夫妻双方月收入达10000元，中等的中产家庭为月收入20000元，高级的中产家庭是40000元左右，作为中等收入阶层的一员，必须要有自己的住房，即人均住房面积50平方米左右，有自备车，每年能够有全家在国内度假的费用；不仅有劳动收入，还要有投资[70]。有人对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标准进行了更为详细地描述“饮食吃喝每月1500——5000元，医疗保险每月投入600——1500元，教育费用每月支出300——5000元，交通通讯每月支出500——1000元，服装美容每月支出1000——5000元，文娱体育活动每月支出600——3500元（《理论前沿》2003年第8期第31页转引自《科学社会主义》2003年第4期）。虽然众多学者对中等收入阶层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而且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一致的是他们认为在未来的20年是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重要形成时期，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应达到37%——38%（苏海南2003陆学艺2003),因此有学者根据目前中国的行业就业特点、工资指数、行业景气程度列出了几种应当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专业人员会成为中等收入阶层主力；萧灼基认为5种人可能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第一种是科技企业家。因为他们用科技发明投资企业是从无形资产到有形资产；第二种人为金融证券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三种人是中介机构的专家如律师、分析师、会计师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一个服务贸易总协定，即允许外国中介机构进入中国。同样中国中介机构对外投资公司也要收取高收费；第四是私营企业者和炒股票者；第五是外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大量的外资企业要进入中国，外资企业人才本土化，如外资企业的首席代表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也列出了这样的一个清单他认为有七种人会成为未来的中等收入者，除上述五种以外还有学术团体或机构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农村工商业者也是这一群体的主体[71]。在对中等收入者的界定上有人认为中等收入者即是中产阶层，也有少数人用了中产阶级，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中等收入者不同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静态的存量概念，而中等收入者是动态的增量概念，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在向共同富裕发展过渡过程中的现期选择，包括三方面的涵义：在宏观层面上，整个社会的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在中观层面上，特别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占少数，较发达地区占多数。在微观层面上，某一特定的地区、城市内的中等收入人群占多数[72]。中等收入者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阶层。它是指社会成员中收入水平处于中等状态的那一部分人，而不论这一部分人来自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阶层。所以中等收入者与西方所讲的中产阶级是根本不同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73]。21 在我国，中等收入和群体并不是某各阶层的代称而是若干个从事某种行业或职业活动的，收入上处于中等及其相近水平的人们形成的（吴振坤2003）。中等收入者不是等同与中产阶级的，中产阶级是带有一定意识形态特征，其价值判断标准是多重的(狄煌2003)。除上述不同观点外，对中等收入者的界定的标准问题也颇有争议，中等收入者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学高年，它还具有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多重特征[74]。常兴华也认为在确定中等收入者概念，以收入标准为主，但不仅仅考察收入水平，必须与生活水平的相关指标结合起来。而狄煌则认为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作为确定中等收入者的唯一标准，指向准确，方法简便，概括性强可以排除各种复杂因素的干扰，不会引起较多争议。收入是综合性的，是基本前提，人们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收入，往往决定于他们从事的什么职业，达到何种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等等[75]。（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选择由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无论是从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还是人们对中国长期发展的重要意义来讲，其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所以广大学者就如何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笔者总结了众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认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主要有“一个根本前提、一个基本认识、两条基本思路、两项制度保证和一个宏观服务”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在扩大中等收入比重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我国基本国情为前提。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的15%——20%，这个比例显然很小很小，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很小比重内分布仍不是一种合理的状态。首现阶段社会结构转型的多元性、过渡性所规定，现阶段中间阶层的构成呈现出多元分割的特征，表现在被不同经济所有制、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域社区所分割，受这种多元分割的影响现阶段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及社会行为规范方面也存在一个多元且层化排序的结构[76]。由于我国现阶段中等收入阶层状态的特殊性以及我国基本国情，所以我们在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践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要以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科学地界定我国的中等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者，制定不同地区不同阶段中等收入的量化标准和指标体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收入状况的调查研究，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方针贯彻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每个时期和每个方面[77]。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坚持发展的观点。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就是必须降低低收入者比重，所以要不断提高低收入者水平进而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78]。那么提高低收入者水平的正确方法应当是做大“蛋糕”，在做大的过程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中等收入者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稳定增长的经济，就没有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79]。学者杨国宝也有同样的认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思路是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就是要在整体收入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处理好高中低三者的关系[80]。两条基本思路一是坚持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保护弱势群体，增强低收入者的增收能力。中等收入者的收入状况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要是低收入者收入持续而稳定的增加，必须增加其人力资本的竞争力[81]；据资料显示，目前教育经济回报率为0.06——0.07，多收一年教育者收入增长6%——7%，因此赵春营指出要把人力资源确立为国家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大人力资源投资，特别是对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其受到一定的教育，从而提高生产生活基本技能技巧，增强就业竞争能力，促使低收入群体逐渐进入中等收入群体[82]。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针对我国的教育体系现状，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议：（1）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赵春营2003杨国宝2003）。（2）重视基础教育，尤其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赵春营2003曹运才2003）。（3）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和收入能力（赵春营2003曹运才2003）。（4）建立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转型和升级能力将教育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杨国宝2003）。21 低收入者是社会相对的弱势群体，那末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必然要讨论如何保护弱势发展弱势的问题。赵春营认为应当进一步放宽政策，给低收入阶层“休养生息”，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如鼓励低收入者搞个体工商户经营创办私营企业，逐步取消农民的税收负担，调整完善个人所得税。农民是低收入者群体的主体，所以在农民的增收问题上学者们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首先要加快城镇化进程，使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实现就业增收（吴振坤2003赵春营2003）。其次是要要加强对城市化进程中进入城市的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职业能力，增加收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研究课题组2003）。两项制度保证。其一分配制度，其二财产制度。党的十六大明确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相对反映收入分配的概念。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比重大小与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完善有直接关系，陈成文教授认为日趋严重的收入差距已造成了城乡贫困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从而成为了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一大“瓶颈”[83]。可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建立合理公正有效的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对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重要意义。对收入分配制度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讨论主要有以下观点:苏海南等认为应贯彻落实十六大确立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进一步改革分配制度。赵春营则更进一步指出要把理论创新转化为制度创新，为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提供制度保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研究课题组指出通过降低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加快国有企业分配制度创新，这样将有5000万低收入普通职工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吴振坤教授指出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而与之有相通之处的是杨国宝提出建立完善资本、劳动等要素自由流通机制，生产经营中的公平竞争机制和合理的价格机制。同时也有学者对当前的工资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苏海南就认为在各类企业（包括改制为企业的原事业单位）构建现代薪酬体系、改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乡镇企业工资制度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股份合作制等，促使企业管理人员、科技人员、技术工人、公务员和科研工作者以及从事规模经营的农民等，都能尽快富裕起来，成为中等收入者。也有人认为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等来减少高收入者的非法收入和保证低收入者收入[84]。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研究课题组认为应当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尊重私人产权使得要素所有者都能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获得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宏观服务。在我们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虽然市场的自发调节是有效灵活的，但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服务是不能少的，宏观调控的两个杠杆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陈成文教授认为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有直接性和快速性，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因此它是政府提高人们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又一有力杠杆，它对于创造就业扩大有效需求也发挥特殊作用，从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85]。政府同时要强化服务意识营造良好的就业和投资环境，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为居民取得工资外收入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保护居民通过合法途径增加收入、积累财富的信心和积极性；要贯彻“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通过修订和完善《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要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建设，为居民获得知识技术要素的收入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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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thegapbetweenincomedistribution;middleclass;state-ownedsector收稿日期:2004-05-20;作者简介:代栓平（1982-），男，内蒙古商都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何翠翠（1983-），女，吉林通化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