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班级管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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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班级管理的启示　　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由来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syndrome）又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质情结、人质综合症，是犯罪心理学名词，指的是犯罪的被害者（人质）对于加害者（绑匪）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现象。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提法起源于20世纪中叶一桩银行抢劫及绑架人质案。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内位于Norrmalmstorg广场最大的一家信贷银行，在抢劫失败后挟持

2、了四位银行职员。人质被绑匪劫持长达6天之久，刚开始时绑匪用枪恐吓威胁人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绑匪允许人质上厕所及在一定范围走动，双方开始了交流。最后以绑匪向警方投降的方式结束了长达130多个小时的绑架案。然而，所有的受害者事后没有痛恨歹徒，并对歹徒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表示感激，对警方采取敌对态度，不愿意配合警方的取证，甚至有两名人质在被警方讯问时主动为绑匪辩护。最令人惊奇的是被绑架的一名女职员竟然爱上了其中一名绑匪，与其约定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而另一位人质还专门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款请律师为绑匪脱罪。6　

3、　这件事被媒体报道后，激发了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兴趣，这种存在于绑匪与人质之间的感情到底是个案还是普遍的心理现象。后继的研究表明，这种类似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中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等受害者身上，都可以发现类似的“受害人爱上加害者”的现象。于是，研究者便将这类心理现象正式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syndrome）。　　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分析　　心理研究表明，受害者一旦被加害者完全控制了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短期内又难以摆脱这种困境，就会慢慢的在心理上对加害者产生依赖

4、，这种依赖最初可能是生理需求上，如食物的取得、上厕所等，都依赖于加害者的给予，渐渐生理上的依赖演变成心理上的依赖。受害者用服从和忍让的方式获取自我保护，这种服从和忍让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受害者的个体独立性越来越低，对加害者的心理依赖就会越来越深，最后会对加害者产生情感上的认同感和归宿感，甚至愿意为加害者卖命或掉进“爱河”。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对加害者都会产生依赖，根据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的分析，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四个条件：　　1.受害者切实感受到生命受到威

5、胁，并相信加害都完全有可能这么做。因为这一因素的存在，受害者明白在极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既然加害者可以随时杀死他们，那么对他们的惩罚、虐待并不值得惊讶，即使这些是一种负面的身体创伤和情感体验。相反，加害者对他们的“善举”是受害者没有奢望的，“善举”一旦出现，会在受害者心里激起更高的情感。6　　2.受害者没有反抗可逃脱的机会。那些试图反抗和逃脱的人，都受到了可怕的惩罚甚至死于枪下。这个事实更加强化了受害者的认知：自己的生死完全取决于加害者。在这样的高压下，提高生存机会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不受伤害”的前提是“听众命令

6、”和“完全的配合”。在这样的情景下，选择对加害者的依赖就毋庸置疑。　　3.受害者与外界隔绝，所获得信息全是经过加害者处理过的信息。正是因为这一点，加害者有机会对受害者进行再社会化，也就是俗称的“洗脑”。在相同的环境中，大家都接受同样的信息，没有人可以有所疑质，在加害者的高压面前，受害者原有的信仰体系很容易崩溃，重新占据头脑的是加害者的观念体系，受害者逐渐开始透过加害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样的转化一旦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在所难免。　　4.在服从和配合加害者的前提下，受害者会得到加害者的“恩惠”。在受害者感到绝

7、望的情况下，加害者给予他们食物、允许他们上厕所，受害者一方面因为加害者没有预想的最坏行为而产生负向感激，另一方面对加害者给予的“恩惠”产生正向感激。受害者预想的可怕的事和加害者的“恩惠”之间的差距越大，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感激之情就越强烈，加害者由“魔鬼”化身为“天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有了产生的基石。　　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班级管理的启示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要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被学生改编后成了这样：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

8、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要炸学校，教师不知道，一拉弦，我就跑，轰隆一声学校炸没了！在现实的教育中，作为教育工作者，对于学生的“歪歌”6不知有何感想，为什么我们的辛勤教育得不到学生的认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不能获得学生的认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现象对我们的教育、对我们的班级管理能不能有所启示？　　当然，我们讨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班级管理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