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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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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发展与新加坡华文文学创作 摘要:围绕经济和时代发展,梳理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发展史,分析华文微型小说从老一代海外华人浓重的回归家园情结到新一代追求自我完善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文化身份认同,解析新加坡华文作家在潜意识中身份认同所隐在或显在的创作心态的变迁,折射经济与时代的变化。 关键词: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心态;文化身份认同 1文学艺术的创作动机和创作行为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 新加坡华人由于历史原因,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西方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之中,并不断受其影响。因而在文学创作中,文化意义上的“本
2、土意识”与“原根追寻”便不可避免的发生撞击和冲突。早期南来的华人通过办私塾向下一代传授传统的华文知识。在清朝后期,孙中山等旧民主主义革命派在南洋一带活动,通过华文报纸传播华文种子,这对于中华母体文化在新加坡的承续和延伸,以及对后来华文文学的生成,有着深切的影响。 1956年马来亚独立前夕,新加坡也努力争取自治权。此时的新马文艺界为实现马来亚的独立、民主与和平,鼓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提出建立“爱国主义文学”的指导理论,这种“爱国主义文学”的倡导,也可看作是感时忧国的中华人文精神在异国他乡的人文环境中的延续。侨居南洋的华人落地生根之后,为当时特殊的社
3、会结构和政治背景等历史条件所限,也就渐渐地割断了与中国的根,建立了与马来亚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尽管这种文化认同是经过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和痛苦的精神历程。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亚洲国家,开始追寻新加坡意识,而在文学上,则开始了新加坡情感的叙说。1982年,新加坡政府重要官员王鼎昌,在主持“新马华文文学史展”开幕仪式时,曾建议开展“建国文学”运动,希望文学要反映我们在建国过程中的精神面貌、时代背景、社会潮流和发展经过。1989年末,在新加坡大会堂出席“建国三十周年新华文艺书刊展”时,他希望“在使我国避免演变成一个伪西方社会而步入
4、优雅社会的进程中”,“与传统东方文学有血缘之亲的新华文学”,扮演“重要角色”。这可以看作新加坡文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自我意识的表达,由此新加坡文学也进入转型阶段。而新华微型小说则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蓬勃于八十、九十年代。经历了从资深作家及中生代的“伤痕文学”、“文化乡愁”到新生代的诗化、散文化和创作技巧的多样化的路程逐渐走向成熟,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1994年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由新加坡作家协会举办,显示了新加坡在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中所处的中心地位。 2经济发展与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创作 微型小说因其特殊的文体要求,往往限于千
5、字以内,不可能展现广阔的自然场景和纷繁的社会画面及众多的人物,因此作者往往只选一两个人物作为对象集中描写。由于篇幅短小、结构简单,开篇就进入情节的关键之处,文字叙述简洁,情节发展到高潮,临近结尾,叙述便嘎然而止又决不赘述,因此虽叙述直观但寓意深刻。而微型小说创作首先在新加坡成某种大气候,是与新加坡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 新加坡独立以后,大多数华人都加入了新加坡国籍,成为国民。因而,他们身上有着双重身份:法律身份和血缘身份。法律身份和现实生活的要求,使他们倾向于所归化的国家;血缘身份和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的熏陶,又使他们倾向母国故土,他们往往是理智倾
6、向于归化国,感情却倾向于母国故土,中年以上的华文作家尤其如此。身兼双重身份的华文作家,时常处于两种身份的矛盾的困扰中,也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文学创作,常常呈现出主人与客人交叉重叠的心态。这种双重心态常表现在他们的不同的作品,甚至在同一篇作品中。只是有时各有侧重,有的作品着重表现和抒发其对归化国的热爱,有的作品则偏重吐露对故国的深情厚意。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经济的起飞,新加坡工商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使得文学环境中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保守和激进、学术和草莽、文学消费和消费文学等因素的冲突日益明显。新生代作家多为老一代华侨的子女,从生活到
7、创作,他们把居住国作为自己的祖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和主人,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的作品是为当地的社会和人民而写,描写对象是当地社会和人民,读者对象也主要是以当地的社会和人民为主。这也直接导致了新加坡微型小说创作在题材上从“华文情结”、“文化乡愁”转向“都市生活”、“情感婚恋”;创作手法上则逐渐融入了诗歌散文的因素,并有不少新技巧的“发明”,创作技巧渐趋多样化。而华人作家也经历了客人心态、主人和客人交叉重叠心态,最终以主人心态自居的创作历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年轻一代的华人开始离经叛道进而数典忘祖,他们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为
8、中心,力求以西方文化来彻底更新乃至替代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新加坡文学文化观、价值观的动荡。他们将中国文学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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