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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法大全》翻译中的标点符号翻译问题内容提要:本文证明,西文标点符号和中文标点符号部分具有各自的起源和个性,部分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共性,由于两类标点符号系统起源和特性的差异,存在同形的标点符号不同用的现象,因而存在标点符号的翻译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本文探讨了把拉丁法律文献翻译为中文时的标点符号转换问题,尤其探讨了冒号和分号的翻译问题,并谈到了《民法大全》定位符号中的标点符号翻译问题。关键词:西文标点符号/中文标点符号/《民法大全》/翻译/定位符号Abstract:Thispapertestifiedthatapartofthepunctuation
2、sofanutius,1449-1515）在大规模出版希腊-拉丁典籍的过程中,进一步改进了希腊语法家们所用的小点体系,但不时改变其含义。例如,他把希腊文中的问号（；）变成了意大利语中的分号,另外发明了分号。不独此也,他还以语法原则取代诵读原则制定5种印刷标点:它们是逗号（,）、分号（；）、冒号（:）、句号（。）和问号（？）。马努求斯由此提出了一套正规的标点符号系统。1566年,他的儿子保卢斯·马努求斯（1512-1574）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的著作[4]。从此,西方语言中使用的标点符号系统基本定型。它包括15个常用符号,即句号、逗号
3、、分号、冒号、问号、感叹号、破折号、省略号、括号、引号、着重号、连接号、省字号等。各种具体语言如英语、意大利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在这方面的差别甚微,众所周知,西班牙语有把问号放在问句之前以及之后的特点。《民法大全》中的《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分别编成于529年、530年、533年,成事于希腊文化区,但它们竟然未采用希腊式的简单的标点符号。16世纪末,法国法学家狄奥尼修·虢多弗雷多（Dio2nisioGotofreddo,1549-1622,法文名字DenisGodef2froi）将上述3部作品与《新律》合编为《民法大全》时,[5]
4、意大利式的标点符号已产生,但他也未用这样的标点符号整理优士丁尼留下的文本。当然,在我们现在最平常使用的《民法大全》,《学说汇纂》是特奥多勒·蒙森（1817-1903）和保尔·克鲁埃格尔（PaulKrueger）编的；《法典》还是保尔·克鲁埃格尔编的；《法学阶梯》还是特奥多勒·蒙森编的；《新律》是歇尔（R.Schoell）和克罗尔（G.Kroll）编的,他们都是现代标点符号成熟时期的人物,所以都给优士丁尼留下的文本配上了德国式的标点符号,这点对于我来说不是猜测,而是目击。二、汉语标点符号的中西合璧性质与中西标点符号的可译性中国的标点符号首先有自己独
5、立的历史。与西方接触后,与外来的相应系统融合,形成了一套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体系。中国最早的标点符号见于甲骨文中。秦朝时,标点符号得到了发展,但种类不多,形体也不规则,使用上有较大的随意性。两汉时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使用的标点符号有6种:圆点号、钩识号、逗号、顿号、黑方号、二短横号。其中的圆点号和黑方号用于句首,表示分章。[6]从此以后,这样的标点符合系统不断发展,自成体系,一直到清末,中国才遭遇到了西方的标点符号系统。与西方标点符号系统的接触开始于一个笔头勤奋的清末外交官员张德彝（1847-1918）,他有一个习惯:无论到了哪个国家,都
6、喜欢把当地的风景、名物、风俗习惯都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国别介绍性的小册子。1868年,即同治七年二月,他参加了退役美国驻华公使浦安臣（AnsonBurlingame,1820-1870）带领的“中国使团”出访欧美,足迹遍美英俄法普等国,一路笔不停挥,我手写我见。次年,他完成了《欧美环游记》,其中介绍了西方的9种标点符号。谓:“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已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粘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
7、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7]此语不仅有介绍西方标点符号的意义,而且对于后来的这方面研究者有比较意义。例如,它包括的对分号（；）的西方用法的说明（用在“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粘合”的情形）就不同于今人对其用法的说明（表示两个并列的说明事项[8]）；它对冒号用法的说明（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也不同于我国权威机关对它的说明[9],由此证明了中西标点符号尽管多数形态相同,但相同者用法不尽相同的道理。既然如此,就存在标点符号在西文和中文之间的翻译问题[10]。这两个同形异义的标点符号的
8、存在也证明一些比较标点符号研究者把凡同形的符号都归结为同义不确。[11]张德彝的介绍很快结出了果实。王炳耀于1897年在香港出版了《拼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