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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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1)　　[摘要]陈澧是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汉学，中年以后论学不分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对陈澧会通汉宋、回归孔孟的经学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陈澧；汉宋；王懋竑；顾炎武　　　　陈澧(1810—1882)，广东番禺人，字兰甫，一字兰浦，人称东塾先生。陈澧早年受业于广东学海堂，秉承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所著《切韵考》和《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为士林推重。中年以后走出汉学旧辙，融合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晚年所著《东塾读书记》，阐

2、发孔孟要义和五经大旨，考索经学源流正变，通论古今儒学得失，为其代表作。　　在陈澧经学观的演变过程中，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但王氏的影响，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使陈澧契接朱子学，这是他会通汉学和宋学的关键；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则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陈澧，以下详述之。　　被称为“汉学护法”的阮元，在两广总督任上，大倡乾嘉汉学之风。道光四年创建学海堂，仿抚浙时的诂经精舍例，以经史小学课士。阮元在《学海堂集序》中说：“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师法……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

3、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此后训诂考据学在广东兴起，而学海堂则成为汉学重镇。　　1826年，时年十七岁的陈澧应学海堂季课，开始接受乾嘉朴学教育。从1826年至1844年，是陈澧治学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陈澧尊奉汉学，撰写了《切韵考》、《说文声统》等音韵学专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三统术详说》、《弧三角平视法》等天文、舆地、历算类考据专著。散篇的考据文章也

4、不少，如《明堂图说》、《深衣说》、《校毛传也字说》、《月令考》等。内容来自.nseac.　　1844年，是陈澧治学的转折点。会试南归途中与友人李碧舲的争辩，促使陈澧反思汉学，正视宋学。他说：“中年以前，为近时之学所锢蔽，全赖甲辰出都，途中与李碧舱争辩，归而悔之，乃有此廿年学问。”学术视野的拓宽，使他摆脱了乾嘉汉学的束缚，陈澧说：“少时只知近人之学，中年以后，知南宋朱子之学，北宋司马温公之学，胡安定之学，唐韩文公之学，晋陶渊明之学，汉郑康成之学。再努力读书，或可知七十子之徒之学欤?”　　1844年到1

5、850年，是陈澧治学的第二阶段，是其经学观的酝酿时期。走出训诂考据学的旧辙之后，内忧外患的时局使他迅速融入到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中。他认真研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称赞他是有志之士，但对“以夷攻夷”说并不赞同。陈澧认为，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并非治本之术，根本之道在于强国强兵：“为今之计，中国贵乎崇廉耻，核名实，刑政严明，赏罚公当，则可战可守，外夷自不敢欺。不循其本，而效纵横家言，为远交近攻，近交远攻之说，譬如人有虚赢之疾，不务服药培补，而但求助己者出与人斗，可乎?……国威已振，大患即除，何必复攻之海外，

6、以成奇烈哉?海外奇烈，语见《圣武记》。”从埋首考据到关注现实，这一转变促进了陈澧通经致用观点的形成，强调正人心、崇廉耻、清吏治乃务本之策，表明陈澧开始认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学要义。　　1850年起，陈澧研读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对朱子学有了真切体悟，以此为契机，远绍顾炎武的经学思想，确立了兼采汉宋、通经致用和回归孔孟的经学观。这是陈澧治学的第三阶段。此后三十余年的读书治经，是这一经学观的逐步深化和具体展开的过程，《汉儒通义》的编纂和《东塾读书记》的撰写都贯穿着这一经学观。其一，治经兼采汉宋，以义理为

7、本。顾炎武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小学考据只是解经的工具，阐发经典中的义理才是治经的根本。《日知录》卷一专论《周易》，略举数例，可见顾炎武以义理为本的解经宗旨。比如“朱子周易本义”条，考察《周易》经传的卷次和经传分合的流变之后，顾炎武说：“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戾。以《彖传》合《大象

8、》，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沉之书，而《易》亡矣。”解《易》要以寻绎大义为要务，主张以义理解《易》，反对象数派学说，表彰王弼的《周易注》和程颐的《伊川易传》：“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岂知圣人立言取譬，固与后之文人同其体例，何尝屑屑于象哉!王弼之注，虽涉于玄虚，然已一扫《易》学之榛芜，而开之大路矣。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