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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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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教育管理理论中的事实与价值问题之争 1西方教育管理理论中的事实与价值问题之争 1西方教育管理理论中的事实与价值问题之争 1西方教育管理理论中的事实与价值问题之争 1事实与价值问题之争 在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发展史中,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一直是百余年来西方教育管理学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诞生于1950年代的西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将科学和理性主义对教育管理理论的影响推至高潮。直到1974年,加拿大教育管理学家格林菲尔德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提出,才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动摇了牢固的实证教育管理研究传统。 从1974年开始,格林菲尔德与“理论运动”的代表学者进行了
2、一场将近20年的学术论战。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双方的理论及思想都互通有无、互相修正。通过这次论战,教育管理理论也迈向了更为包容、更具现实解释力的高度。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对于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研究来说,不啻于是一场革命,它给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带来的不仅是一次反思与洗礼,也是宣告一种新的教育管理研究路径的诞生。以至于另一位加拿大著名的教育管理学家克里斯托夫·霍奇金森认为,如果没有好好地理解格林菲尔德,就无法真正准确地认识当代教育管理理论。 正如有西方教育管理学者说到,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把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到研究中来,却没想到他们掩盖的东西比揭示的东西还要多,学校教育难道能抛开道德和伦理的
3、考虑?教育难道能抛开“引人向善”的思考?逻辑实证主义教育管理联盟学忽视了这类问题。因此,格林菲尔德朝他们“开了一枪”,这一枪就是所谓的“主观主义教育管理学”,这一枪不仅带来了人们对教育管理元问题的反思和重思,而且也正式提出了教育管理学“事实”与“价值”问题之争。 “教育管理”与“教育性的管理”之争 教育管理学对“是什么”问题的研究 20年世纪50年代,正是西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盛行的时期。“理论运动”以“抽象的原理”代替了“价值型的规范取向”,只描述“具体行为”的教育管理经验论,只讨论问题“是什么”而不讨论问题“应该是什么”,其突出贡献是为提升教育管理学的科学地位做出了很大
4、的贡献。“理论运动”为学校管理者建立了这样一种教育管理学:学校的元价值是效率和效能,理性代表着学校运作的根本准则;学校管理者的使命是如何把学校资源和人员揉合在一起,以便富有成效地实现学校的目标;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学校也是大社会的一个系统,学校就是外在于人的“具体实在”。而对于学校教育应该研究的正义、平等、公正、道德、人性、价值取向等问题,“理论运动”认为这些概念都不属于事实范畴,科学的教育管理学应该不予讨论。因此,在“理论运动”的教育管理学者看来,事实与价值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教育管理学就应该“毫无偏见”、“科学客观”地反映事实问题。“是什么”就是教育管理的研究基础和出发点。 2
5、.教育管理学对“应该是什么”的研究 “理论运动”高举研究“是什么”的旗帜,引发了以格林菲尔德为代表的西方教育管理学者对其的批判,比较出名的是其与“理论运动”代表人物格里菲斯的“两格之争”。“事实”与“价值”之争,一石激起千层浪,遵循着教育管理“应该是什么”的角度出发,教育管理理论丛林涌现了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管理价值论、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教育管理文化理论、自然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等风格迥异但又紧紧围绕着教育管理“应该是什么”以及探讨教育管理价值问题而展开的理论,照亮了教育管理研究领域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价值问题——讨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为此,格林菲尔德以其大胆的理论创新,
6、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主观主义教育管理思想,其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他认为事实和价值在组织和环境中都是密不可分的,在任何人的行动中也是密不可分。 在格林菲尔德看来,组织并不外在于人,组织从本质上来说存在于并通过人而存在。组织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组织就是内在于人的道德秩序。这种道德秩序可能是武断的,非自然的,受权力支配的甚至是暴力的。但是,格林菲尔德认为“爱”可以挽回脱轨的道德秩序,而这就需要人们学会去判断什么是好的价值,并把它贯彻到行动中去。 第二,格林菲尔德认为事实是给定的,而价值却是被创造出来和被赋予意义的。 格林菲尔德认为,人们发现了事实,但却赋予了价值,价值是被选择的
7、,是不可量化的,也是超越了理性的。价值就是判断、选择、强制或者信仰。它们超越了量,是不可测量的。它们不是变量,尽管它们也可以被如此看待。价值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理性也是建立在价值判断之上的。因此,教育管理无法回避价值问题。格林菲尔德强调人们在面临价值困境的时候,应该抛弃理性的分析,进行隐退和沉思。即暂时从道德困境和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脱离出来,去思考一些更加大的问题,比如宗教或者文化、人生意义等问题,这样做,即使无法获得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但经过隐退和沉思,至少可以获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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