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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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张耀武（大连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02）[内容提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曾推行过“政经分离”政策。其核心是：政治台湾，经济大陆。即只承认台湾当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与日本方面旨在搞“两个中国”的图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日复交35年后的今天，“政经之争”早已不再是中日之间争论的焦点。但对如今时而“政冷经热”、时而“政经双冷”的中日关系来说，重温这段“政经之争”的历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关键词]政

2、经分离；政经不可分；中日关系2005年，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降到了复交以来的最低谷。学界有人把当时的中日关系称之为“政冷经热”；2006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成功访华，实现了“破冰之旅”。在安倍访华后中日双方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提出了“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的共识。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实现了两国领导人互访，使中日关系有了新的良好开端。我们发现，在评价中日关系时，“政治”和“经济”往往作为衡量两国关系的“标尺”。也可以说，“政治”和“经济”是中日关系“晴雨表”中的两

3、个绝对“坐标”。事实上，在历史上，政治和经济也曾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标志而成为焦点。最典型的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笔者认为，在当今中日关系处于“乍暖还寒”的微妙时期，回顾中日之间的那段“政经之争”历史，对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的中日关系，妥善处理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而推动中日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稳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关于“政经分离”“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曾经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争论的焦点。据中国学者研究，“政经分离”原则，最初不是日本政府提出来的，也不是一种政策，而是日本民间一些经济界人士

4、提出的一种想法。其初衷是：日本应该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与中国从事经济交往，贸易就是贸易，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不管日本在政治上与中国关系如何，都应该与之开展贸易。日本民间人士的这一想法，是符合当时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希望与新中国开展经济交流的愿望的。而美国政府和吉田茂内阁则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这不符合它们正在对中国实行的禁运封锁政策。而中国政府最初则是赞成“政经分离”的，希望通过“政经分离”来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参考文献][1]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P244)1952年4月，日本与台湾签订《

5、日台条约》后，日本政府为了能够在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政治关系的同时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贸关系，遂将“政经分离”作为其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据说，“政经分离”这一基本思路的起源是吉田茂关于在台北和上海同时设立海外办事处的构思。但作为日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最早它出现在1963年10月18日池田勇人在第44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另据旅日中国学者李恩民考证，在《日台条约》问世的同时，吉田茂已开始将“政经分离”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一个方针。中国政府在当时虽未明确提出“政经不可分”这一方针，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推出了以经济促政治的对日政策。目的是在与日本开展

6、经贸往来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政治关系，进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7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日关系，是从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开始的。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旨在通过这种非常规的外交途径，为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基础，即以经济促政治，以民间往来带动官方接触。50年代后期，周恩来曾满怀信心地说：“照国民外交方式搞下去，日本团体来得越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2]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P227)中国政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3

7、年10月29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会见为签订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而来访的池田正之辅等日本朋友时，就中日关系发表了谈话。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论中日关系》的社论。其中谈到了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1）断绝与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关系；（2）摆脱美国侵略主义的附庸国与追随者的地位；（3）成为和平、独立的国家。中国政府认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做到以上三点，“那么中国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不但可以建立与发展，而且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也是可以考虑的”。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三个条件难以立即实现，因此中国政府表示“在

8、今天中日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尚未建立以前，我们愿意首先开展中日人民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3]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