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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年03月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126,No12第26卷第2期JournalofYunnanNationalitiesUniversityMar.2009【历史研究】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看钱玄同与康有为经学思想之异同李可亭(郑州大学历史系,河南郑州450001)摘要:《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钱玄同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作的序。钱玄同洞悉今古文,立场虽偏向今文学,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褒言,但他站在历史家而非经学家的立场来审视《新学伪经考》。同时,钱玄同还以辨伪的眼光,把《新学伪经考》看作一部辨伪著作,把“经”
2、看作史料,这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新学伪经考》;钱玄同;康有为;辨伪【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7X(2009)02-0079-04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刻成木书,皆引伸康氏之说。钱玄同认为,“对于《新学版,出版后就有翻印和石印的本子,但原版不久即伪经考》因仔细研究的结果而极端尊信,且更进遭禁毁,后清廷三次降旨毁版,所以社会上流传极一步而发挥光大其说者”,唯有崔适一人。崔适认少。1917年,康有为重刻木版,改名为“伪经为“《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1](P1
3、33)考”,但流行三、四年之后,尽管有各种翻印和石者”,于是力排伪古,专宗今文。印本,亦很难满足社会的需要。1929年顾颉刚曾1911年2月,钱玄同在崔适处得读《新学伪经标点过一次,打算作为《辨伪丛刊》之一由朴社考》,“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印行,后因经费问题未能付印。1931年方国瑜标过。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刘歆所伪造’之说,认点印行,使钱玄同“欢喜赞叹,不能自己”,于是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证学上的价值,较[1](P134)“不辞‘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之讥,自告奋勇,来阎若琚的《古文尚书疏证》尤远过之。”新学[
4、1](P135)写这一篇序”。序言原名《重印新学伪经考为伪经,古文经为刘歆伪造之说,是今文家的一个很序》,后又增改并以《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发表重要的观点。康有为、崔适、钱玄同皆持此说,可以于1932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看出钱玄同今文家的情结。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全文近6万字。钱玄同曾回忆说,他1901年读清朝今文家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人言《春秋》之书,“深信《公羊》一、康有为经学思想对钱玄同的影响最得经义,《左传》必有伪窜;愿为卖饼家,不作太官[2]对钱玄同经学思想影响较大的有三个人:章太厨。”1909年在日本留学期
5、间,“细绎刘申受与龚定炎、崔适、康有为。其中章、崔为钱玄同的老师。庵二人之书,始‘背师’而宗今文家言。但那时惟对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1908年、1909年在于《春秋》一经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书》之马,《诗》《民报》社听章太炎讲学,颇受章氏古文经学的影之毛,虽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而鲁恭王得壁经一响。此后,凡言及章太炎,钱玄同则必以“师”事,并不疑其为子虚乌有,故那时虽专宗今文,尚未绝[3](第一册)相称。1911年2月,钱玄同请业于今文经学家崔对排斥古文。”这里的“背师”之师是指章太适,后“以札问安”,执弟子礼。崔适字觯甫,浙炎。另外
6、,此时的钱玄同也不笃信“古文经刘歆所伪江吴兴人,初受业于俞樾,治校勘训诂之学。后受造”之说,并不反对“鲁恭王得壁经一事”。到请业崔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专讲今文经学,适,钱玄同思想大受启发。他说:“自读康崔两先生之成为中国今文经学的殿军,著有《春秋复始》、书,认为所论精确不易,乃昭然若发朦,知所谓‘左氏《史记探源》、《论语足徵记》和《五经释要》诸春秋’或‘春秋左氏传’者乃刘子骏氏取‘左丘氏国【收稿日期】2009-01-12【作者简介】李可亭(1963-),男,商丘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郑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化史专业博士生。—79—云南民族
7、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卷语’所改作,易国别为编年,并窜入书法范例,以冒充即“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这差不多是康氏的口号。春秋之传。《周礼》亦刘氏伪造之书。不但如此,凡至于太炎先生,在他的《原经》中有句话,即“六经皆[3]所谓古文经典悉为刘氏所造之赝鼎,此意至今犹然,史”,这也就是章先生的口号。且持之益艰。民国三年始读康君之改制考,对于诸子可以看出,钱玄同的这些见解是很精辟的,他改制托古之说,亦深信不疑。”[2]钱玄同由1909年的站在历史的立场而非经学的立场来批评今古文派,“虽专宗今文,尚未绝对排斥古文”过渡到“自1911年促
8、进了经学向史学的转化。尽管如此,钱玄同经学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始专宗今文”。[3](第一册)思想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他虽然洞悉两派,荟经今古文学之争源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及汉萃今古,但在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