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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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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生成方式片论之二.L.编辑。一、赋予“文学”含义的“文章” 大要言之,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本文拟探讨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及其基本特征。在先秦与西汉前期,“文学”一词多有“文章博学”的含义;以之代指自有《鲁颂》之后,班固等人多有颂作,“与《鲁颂》体意相类”,唯因“古今之变”而有“文辞之异”,这是颂的正体。至于扬雄《赵充国颂》、傅毅《显宗颂》则“颂而似雅”,马融《广成颂》等又变而为赋,这是颂的变体。无论是正体还是变
2、体,颂体无疑是延续《诗经》之“颂”,在文章体系内生成的文体类型。“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还有另一种生成方式,这就是当一部具有典范性的文学作品问世以后,后世作家群起效法,不断复制,从而形成一个形态略同、功能相似的篇章系列,于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类型便破土而出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就曾指出:“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例如: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七发》在形态上具有“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特征,在功能上具有“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的特征,成为前
3、所未有的“独拔而伟丽”的典范性作品。而“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如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等等,纷至沓来,形成一个绵延不绝的篇章序列。“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饰,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26]于是便七体这种文体类型便蔚为大观了。第三,从归类方法来看,“异中求同”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归纳类从的重要途径。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本同而末异”[27],精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文体观念:所有文体的本源和内质
4、是相同的、一元的,由这相同的、一元的本源和内质,派生出功能各异、形态有别的各种文体。易言之,在终极的意义上,所有文体都来源于一个本体,即刘勰所谓“天地之心”;而文体之所以千姿百态,乃由于不同文体的展现形态及其功能千变万化。因此,在对文体进行区分辨析、分体归类时,中国古人不仅既关注其异,也关注其同,既在同中求异,也在异中求同。于是,“异中求同”便成为使纷繁复杂的众多文体得以归纳类从的必由之途。中国古人对众多文体的归纳类从,主要从文体的本源与文体的特征两方面着眼。就文体的本源而言,古人认为所有文体均可溯源于五经,或者说正是五经生成了众多的文体。因此以五经为纲,众多文体
5、便可以同类相聚,形成不同的文类序列。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28]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也说: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刘勰与颜之推在文体的命名与归类方面虽然多有差异,但以四类文体为一组,分别
6、系之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之下,形成井然有序的文类序列,这一本于“宗经”观念的文体分类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后,如元人郝经(1223-1275)整理后汉文章,将58种文体分别纳入“易部”、“书部”、“诗部”、“春秋部”四大类别中,认为:“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29]明人黄佐(1490-1566)编辑《六艺流别》,“采摭汉魏以下诗文,悉以六经统之”[30],以为:“圣人删述以垂世者,谓之经;后学传习以修辞者,谓之艺。”[31]凡此,都表现出由“宗经”观念所派生的文体分类思想。就文体的特征而言
7、,古人力图以不同的风格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将诸多文体归纳成若干种风格类别[32]。如曹丕《典论·论文》云: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33]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文体,每两种风格相近,可以合为一“科”,于是便形成四“科”八体的二级文体类目,而“雅”、“理”、“实”、“丽”等风格特征则成为分辨这四“科”的基本分类标准。在《文心雕龙·定势》中,刘勰也从文体风格着眼,将诸多文体归纳为六大部类,说:是以囊括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
8、于明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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