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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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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生成方一、赋予“文学”含义的“文章” 大要言之,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本文拟探讨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及其基本特征。在先秦与西汉前期,“文学”一词多有“文章博学”的含义;以之代指文献典籍,则往往兼容经传、子史、诗赋等文字写作,与现代所谓“文学”的含义相去甚远。反而是“文章”一词,因其原为色彩错杂、花纹斑斓的意思,便被人借以用来特指有文藻的文字写作[①]。到了西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前期,当人们以“文章”与“儒学”、“儒雅”或“儒术”相对称时
2、,“文章”一词就赋予了接近于现代所谓“文学”的含义,确立了独立的意义。如班彪(3-54)曾上言曰: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②]班固(32-92)也记载道: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③]按,中宗即汉宣帝刘询(前91-前49,前74-前49在位),其时是否已将文章与儒学别为二科,暂置不论。但是从上述两条资料可以看出,最晚在班彪、班固生活的年代,即东汉
3、前期,人们已常常明确地将“文章”与“儒学”(或“儒雅”、“儒术”)相对称,这正是范晔(398-445)《后汉书》区分《文苑传》与《儒林传》的历史依据。东汉前期“文章”已经独立于“儒学”,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一个巨大的飞跃,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文化分类与文类分辨意识[④]。但是,东汉前期人们所说的“文章”,往往仍然涵括各种文采斐然的文字写作,其内涵与外延仍与今人所说的“文学”有所差异。如《汉书》本传称扬雄(前53-18):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
4、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司马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⑤]班固认为,扬雄希望“成名于后世”的“文章”,既包括《太玄》、《法言》、《训纂》等经、子、史学术著作,也包括《州箴》、《反离骚》、《广骚》、《甘泉赋》、《羽猎赋》等文学作品。而仅指后一意义的“文章”,亦即狭义的“文章”,东汉人习称为“文辞”[⑥]。如《汉书·地理志下》记蜀地风俗,云: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⑦]这里所谓“文辞”与“文章”上下互称,皆指经、史、子著述之外的诗赋等文学作品,含有更为纯粹的“文学”意义[⑧]。上承东汉遗习
5、,下染刘宋时风,范晔在《后汉书·文苑传》中,往往用狭义的“文章”一词,概指传主诗、赋、铭等文体的作品。如云:“(王隆)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⑨]“(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即司马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⑩]绾结而言,汉人所谓“文章”盖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文章”略近于今人所说的“文学”。但即使是狭义的“文章”,其中所包含的67文体也仍然相当庞杂。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正是在这样一种庞杂的文章体系之内生成的。二、《诗赋略》与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对各种文体进行分类,肇始于西汉末年刘歆(?-23)的目录学著作《七略
6、》。在《七略》中,《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相并列,著录的是狭义的“文章”中最纯粹的文学作品——诗与赋。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所收著作分为五类,即:屈原赋类、陆贾赋类、荀卿赋类、杂赋类、歌诗类。在这里,既有赋与诗两种文体的区别[11],又有赋体中四种类型作品的类分。这种两级分类的文体分类方法,不仅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提供了基本的操作范型,也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由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引录《七略》时,在每类之后删除小序,我们已无法确知刘向父子将赋体分为四种类型的依据。但是依据赋体四种类型所著录的作品加以推测,赋分四体
7、应有其内在的形态依据。例如姚振宗说:按诗赋略,旧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赋,盖以体分,四曰杂赋,五曰歌诗。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12]他认为,四赋的分类乃以文体的体制特征为标准,如屈原赋类“大抵皆楚骚之体”,陆贾赋类“大抵不尽为骚体”,荀卿赋类“大抵皆赋之纤小者”,杂赋类“大抵尤其纤小者”[13]。刘师培(1884-1919)则主要从文体的表现方式着眼,说: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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