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衡“保富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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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刘衡“保富民”思想刘衡(1776-1841)，江西南丰人，清代著名循吏、律学家。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也就是在其去世五年后，刘衡曾出任知县的博罗、垫江、梁山和巴县等地乡绅上书官府，请求将其入祀名宦祠，第二年获朝廷批准。同治初年，穆宗又下旨曰：刘衡历任广东、四川守令，所至循声卓著。去官四十余年，至今民间称道弗衰，下令将其事迹交与国史馆，编入《循吏传》。刘衡所著《读律心得》、《庸吏庸言》等书，受到当时士人的推崇，与汪辉祖的《学治臆说》等书一起被奉为圭臬。清末官员陈其元任南汇、青浦等地知县时，励精图治，勤于受理

2、民间诉讼，受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赞赏和朝廷的嘉奖。陈其元自己心里也不禁窃喜，颇为自负。而刘衡在《庸吏庸言》中专门提到钱债、田土等寻常诉讼，往往是亲朋乡邻之间一时怄气，气消之后或经人劝解，多不愿再诉诸官府。如果官员任事太勇，不在规定期间受理而滥收民词，不仅官员不胜其烦，而且使差役有机可乘，敲诈勒索，导致涉讼双方费财破家，邻右受累，贻害无穷。陈其元读后，不禁怅然自失，通身汗下。自是不敢自诩精明，轻受民词矣。并赞叹此真阅历有得，蔼然仁者之言。陈其元后来在上海知县任上遵行刘衡之法，官民称便，故在其著作《庸闲斋笔记》中记录此

3、事，以告诫后来者。　　从嘉庆十八年(1813年)任广东四会知县，至道光七年(1827年)由巴县知县迁绵州直隶州知州，刘衡在广东、四川等地任州县官十余年，期间无一上控之案，政绩斐然，三次升迁皆出特简，数年间由知县擢升至道员。刘衡既以实际才干出名，当时官员、士人出于实用目的，往往重视他总结的经验技术，却忽视了其指导思想。现代研究者对刘衡吏治、法律思想已有所涉及，但是对他的保富民思想却一笔带过。实际上，保富民是刘衡一生治学、做官的出发点，他总结的各项治吏措施皆是围绕这一思想而展开的，刘衡在评述自己的为官生涯时就曾说：予

4、学治主意在保富。　　一、清代胥吏政治的弊端　　18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繁荣局面，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人口规模急剧增加，至乾隆末期已经突破3亿。人口扩张导致资源日益紧张，全国各地频频出现因争夺资源发生的暴力争端，如因土地纠纷导致的过失杀人，家族之间为争夺水利而展开的械斗等现象。在人口扩张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社会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这一问题受到朝廷高度重视，最高统治者多次谕令地方官员救济贫民，维护社会秩序。在这过程中，如何处理富人与贫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发挥富人的积极作用，就成了统治阶级必须妥善处理的问

5、题。在此之前，历代的主流思想将富人视为剥削贫民的寄生阶层，贫民生活困难以及社会秩序混乱都是富人盘剥过甚造成的，解决之道就在于限制富人，甚至打击富人。然而清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与前代有所不同，一批士大夫和官员对富人的社会功能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一味强调其消极方面，而是肯定他们对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的促进作用，重新界定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保富民的主张，刘衡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保富民思想在刘衡做官期间发布的各种告示、公文中皆有体现，这些文稿被编入《庸吏庸言》等著作中，但集中论述该思想的是《蜀僚问答》。道光

6、十年(1830年)，刘衡由成都知府升任河南开归陈许兵备河务道，住在成都的驿馆中，等待与继任者交接，同僚前往探望并向其请教吏治之道，《蜀僚问答》就是根据他们之间的对话写成。　　刘衡认为，天下动乱的根源在于贫穷。如果老百姓无以为生，就会为了生存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扰乱社会秩序。因此，维护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就是救济贫民。要救济贫民，就要保护富民，因为富民是一个地方的元气，为贫民养家糊口提供工作机会，一个地方的富民多了，贫民工作的机会就多，官府救济贫民的任务就减轻了一半。　　富民拥有较多资产，不像贫民需要官府救济，为何还

7、要特别提出保护呢?刘衡认为，富民相对于官府处于弱势地位，而吏役利用掌握的官府权力对其敲诈勒索，往往导致富民家破人亡。刘衡以家资千金的富民为例，指出其一旦涉讼，往来盘缠、城中的饮食、书差临时讹诈以及事后答谢等，种种花销不下数十金。然而此数十金，富民未必储存于家，为救眼前危难，不惜求助于高利贷。借贷之人也非善类，巴县等地有人专门以此为业，趁人之危，抬高利息，又找各种理由扣除本钱，实际借钱三、五十千文，借券上却写八、九十千文，甚至数百千文。此高利贷遂变成附骨恶疽，利上加利，数年时间，已累至数百金，富民只能变卖家产以偿债

8、。因此，富民家业衰败虽在十年之后，然而其根源却是当年吏役勒索，要救济贫民，就必须保护富民，禁止吏役对其勒索。　　吏役之害是历代皆有的现象，然而清代尤为突出，其原因在于清代的胥吏政治。清代各级政府中正式官员较少，机构运转需要大量的差遣人员，导致各级官府内的吏役规模庞大。如刘衡曾任知县的四川巴县，为重庆府治所在地，两江交汇，商贾辐辏，贸易繁荣。但是也为官府的管理增加了难度，辖